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商品房小区治理逐渐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关注重点。与传统的老旧小区相比，这类小区在居民结构、社会形态、物业服务、小区管理和治理模式上有着显著差异，属于相对独立的治理单元。传统的基层治理路径在这类小区显然力有不逮，一系列治理困境陆续浮出水面，倒逼党建引领城市商品房小区主动作为，寻求实践路径。
　　一、党建引领城市商品房小区治理面临的问题
　　小区普遍“区而不社”，“高冷范”十足。对居住空间私密性的普遍追求，使得商品房小区居民天然存在隐私意识强、社区归属感不高和参与社区活动积极性不够的情况。同时，商品房小区居民普遍存在维权意识强、共同利益感知度低、社区认同感弱的情况。当面对利益相关问题时，商品房小区居民强大的维权意识和自治能力又使得他们极易形成临时性利益联盟，绕开社区通过各种途径自行解决利益诉求。
　　社区服务“供而不需”，“想当然”关爱。商品房小区公共服务在策划过程中通常照搬物业服务，没有以搭建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交互平台为侧重点。一些社区甚至在活动频次、品质和精准度上滞后于商品房小区物业平台，没有经过充分调研，“想当然”照搬其他社区的活动平台，最终导致社区服务“供而不需”，加深居民对社区活动的疏离感。
　　党建工作“浮而不实”，“独角戏”思维。首先是认识误区。一些街道社区干部对商品房小区存在不敢治理、不愿治理的心理。认为是“烫手山芋”，抱“不掺和”“不插手”心态。对商品房小区物业公司、业委会工作开展不掌握情况、不主动作为，导致党建工作极为被动。其次是机制缺失。有的社区党组织触角没有在商品房小区物业公司和业委会中得到有效延展，街道也没有搭建起辖区内物业公司和业委会交流平台，这使得社区党建工作存在责任“回流”、虚假“创新”和个体“疏离”等一系列问题，社区党建工作逐渐沦为“独角戏”。最后是效能偏弱。商品房小区党群服务站利用率普遍偏低，不能发挥服务和引领双职能。
　　治理抓手“泛而不立”，“着力点”错位。商品房小区居住现状导致纵向的组织覆盖和横向的治理机制融合度不高。社区居民流动性大、人户分离、人口多等情况增加了“ 参与表决双三分之二”的难度。在党建引领业委会组建和具体问题解决过程中存在表决难、统计难、制度执行难的问题。同时，商品房小区治理平台效能不高。一些平台活动“昙花一现”，宣而不用，没有充分考虑常态化机制；一些空间站点只为应付统计和检查，利用率不高，沦为“僵尸站点”；一些利民服务和居民没有实现精准互动，供需不匹配，成为“单向输出”。
 　 二、以高质量党建筑牢城市商品房小区治理阵地
　　强基固本，延伸组织触角。首先，通过社区党组织向业委会选派执行秘书，协助做好业委会日常工作，提供专业帮助，提高业委会决策能力。同时，将小区物业公司党员比例作为房管局物业星级评定的固定指标。其次，通过搭建各类活动平台，吸纳“治理达人”进入治理场域，以身份认同促进情感认同、价值认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氛围。最后，通过建立商品房小区物业企业联合会和业委会联谊会，联系专业团队组织培训，打造问题导向型治理模式和成长型社区，快速形成治理有效路径、反馈机制和成长平台。
　　动态精准，打造资源平台。首先，从空间、组织、人力、文化、政策等几个向度深入挖掘社区资源，绘制动态立体的商品房小区资源图谱，摸清家底。其次，针对小区独居老人、重点帮扶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需求群体建立电子档案，建立有别于物业服务的社区服务体系。再次，深入挖掘社区人力资源，吸纳有资源、有能力、有志愿的退休老人、全职妈妈进入治理中，打破城市社区“原子化”现象。
　　系统长效，形成体制机制。首先，建立商品房小区治理试点，总结治理路径，形成治理实操指导手册，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治理规划。其次，在本地区开展商品房社区治理典型案例评比活动，组编典型案例库，系统打造示范基地。通过典型案例和示范基地形成引领效应，带动一批商品房小区实现规范化治理。（作者单位：中共武汉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