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3月13日
从遵义会议到会理会议
杨尚昆
遵义会议主要解决军事路线，没有涉及政治路线问题，因为自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已是毋容争辩的事实；至于政治路线方面的错误，许多同志还没有认识，解决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而且追敌在后，关键时刻只能集中力量先解决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十分正确的。
这是一次带有紧迫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因为被战事所分割，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不可能到会，但是到会的还是占多数。五中全会后的政治局委员，除顾作霖因病去世外，还有十一人，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毛泽东、朱德六人，超过了半数。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五人，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何克全），是绝大多数，只有关向应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中央的四位书记（或叫常委），除项英外，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都出席。
参加扩大会议的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是：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主任是王稼祥，因为负伤，由李富春同志代理）；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三军团的彭德怀和我；五军团的李卓然（九军团的罗炳辉和蔡树藩在遵义东北的循潭、兴隆一带负责警戒，八军团已经撤销，没有人参加）；还有担任《红星报》主编、中央队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他的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李德坐在靠会场进门的地方。他坐在门边上，椅子跨着门槛，门里头一半，门外头一半。我记得他没有怎么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红三军团的指挥部在乌江北岸刀靶水地区的尚稽镇，离遵义有二十多公里，我和彭总是骑马赶去的，晚到了半天。所以我们两人就住在会场的楼下。一开会，首先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据说伯承同志和荣臻同志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四川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经济条件又远比黔北好，川西北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彭总和我在会前曾向军委提出：在蒋介石的直接组织下，川敌“将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但因为我们到得迟了，没有能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后来陈云同志在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中指出，新的决定“没有具体了解与估计敌情的可能”，特别是“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的过低估计”。
在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博古首先作报告，他也承认了军事指挥上的一些错误，但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着重强调的是敌强我弱这个客观因素。他报告下来，大家都不满意。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与博古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确承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且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也批评了博古，批评李德所提倡的“短促突击”和同强大敌人硬拼消耗的错误。他讲了以后，情况一下子就变了。周是“三人团”成员之一，但毕竟同博古、李德不一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在实践中已经逐渐看清楚不能再照原来那样走下去了，这在黎平会议上已表现得很明显。他出于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我觉得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
在博古和周恩来报告后，张闻天作了“反报告”，首先提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不正确的”，因为他“不认识与不承认”“战略战术基本上错误的”。闻天同志的“反报告”实际上代表了毛主席、王稼祥和他三个人的看法，而以毛主席的观点为主导。接着是毛主席发言。他成竹在胸，侃侃而谈，说理透辟，语言幽默，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他发言的内容，着重批判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同时对政治路线也涉及了。他说：为什么会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随后是王稼祥、朱德和各军团的同志发言。除凯丰外，没有一个人站在博古这一边。
会议共开了三天。因为蒋军吴奇伟部已经到达乌江，正向我6师进攻，彭总不得不赶回指挥部，在会上没有来得及做系统的发言，但他在广昌战役失败时已经当面指斥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所以他在会后说：一切都高兴，非常拥护。
会议期间由邓小平同志担任记录，可惜迄今为止，会议记录和张闻天同志的发言提纲没有找到，但发言的基本内容已经包括在张闻天同志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和陈云同志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了，这是关于这次会议内容的最重要的文字依据。
我是1934年1月到三军团的，过去没有学习过军事，到军队工作时间不长，又没有参加毛主席领导下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但是，在遵义会议上，在两条军事路线的强烈对比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英明正确。对我来说，参加遵义会议是上了极好的一课。后来，读到毛主席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觉得非常亲切，越读越有味道。
遵义会议在组织上作了几点重要决定：一是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常委；二是取消三人团，由朱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为军事指挥者，而周为“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取消三人团，实际上就是取消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以后，常委进一步明确分工：一是在行军到川黔滇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时间大约在1935年2月5日。因为当时没有设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二是确定毛主席为周恩来“ 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渡乌江前又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负责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
遵义会议的气氛紧张而严肃，但进展非常顺利。博古和李德是批判的对象，博古承认了一些错误，没有说自己非常正确。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强调导致中央苏区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李德完全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但绝大多数与会者感到欢欣鼓舞。会后，军委派了一个小分队给李德当警卫，大约有一个班，伍修权同志继续给他当翻译，陪着他。这个人最怕飞机了。德国人长得高，骑的又是一匹大白马，走起路来目标大，很显眼。后来到陕北的保安，请他到红军大学去当教员，他也愿意。1939年8月，恩来同志去苏联治伤，李德和恩来同志同机回到苏联。
遵义会议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中起了转折的作用，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如果按照原来的打法，红军在长征中很可能被消灭。遵义会议的最大的功劳是在实际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闻天同志是个书生，对“左”倾错误的认识和觉醒比博古早，但实际工作经验不足，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经过毛主席。遵义会议后，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是毛主席了。
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中最重大的问题，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一步步结合起来，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
遵义会议主要解决军事路线，没有涉及政治路线问题，因为自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已是毋容争辩的事实；至于政治路线方面的错误，许多同志还没有认识，解决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而且追敌在后，关键时刻只能集中力量先解决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十分正确的。
这是一次带有紧迫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因为被战事所分割，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不可能到会，但是到会的还是占多数。五中全会后的政治局委员，除顾作霖因病去世外，还有十一人，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毛泽东、朱德六人，超过了半数。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五人，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何克全），是绝大多数，只有关向应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中央的四位书记（或叫常委），除项英外，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都出席。
参加扩大会议的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是：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主任是王稼祥，因为负伤，由李富春同志代理）；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三军团的彭德怀和我；五军团的李卓然（九军团的罗炳辉和蔡树藩在遵义东北的循潭、兴隆一带负责警戒，八军团已经撤销，没有人参加）；还有担任《红星报》主编、中央队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他的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李德坐在靠会场进门的地方。他坐在门边上，椅子跨着门槛，门里头一半，门外头一半。我记得他没有怎么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红三军团的指挥部在乌江北岸刀靶水地区的尚稽镇，离遵义有二十多公里，我和彭总是骑马赶去的，晚到了半天。所以我们两人就住在会场的楼下。一开会，首先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据说伯承同志和荣臻同志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四川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经济条件又远比黔北好，川西北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彭总和我在会前曾向军委提出：在蒋介石的直接组织下，川敌“将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但因为我们到得迟了，没有能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后来陈云同志在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中指出，新的决定“没有具体了解与估计敌情的可能”，特别是“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的过低估计”。
在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博古首先作报告，他也承认了军事指挥上的一些错误，但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着重强调的是敌强我弱这个客观因素。他报告下来，大家都不满意。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与博古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确承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且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也批评了博古，批评李德所提倡的“短促突击”和同强大敌人硬拼消耗的错误。他讲了以后，情况一下子就变了。周是“三人团”成员之一，但毕竟同博古、李德不一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在实践中已经逐渐看清楚不能再照原来那样走下去了，这在黎平会议上已表现得很明显。他出于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我觉得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
在博古和周恩来报告后，张闻天作了“反报告”，首先提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不正确的”，因为他“不认识与不承认”“战略战术基本上错误的”。闻天同志的“反报告”实际上代表了毛主席、王稼祥和他三个人的看法，而以毛主席的观点为主导。接着是毛主席发言。他成竹在胸，侃侃而谈，说理透辟，语言幽默，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他发言的内容，着重批判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同时对政治路线也涉及了。他说：为什么会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随后是王稼祥、朱德和各军团的同志发言。除凯丰外，没有一个人站在博古这一边。
会议共开了三天。因为蒋军吴奇伟部已经到达乌江，正向我6师进攻，彭总不得不赶回指挥部，在会上没有来得及做系统的发言，但他在广昌战役失败时已经当面指斥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所以他在会后说：一切都高兴，非常拥护。
会议期间由邓小平同志担任记录，可惜迄今为止，会议记录和张闻天同志的发言提纲没有找到，但发言的基本内容已经包括在张闻天同志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和陈云同志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了，这是关于这次会议内容的最重要的文字依据。
我是1934年1月到三军团的，过去没有学习过军事，到军队工作时间不长，又没有参加毛主席领导下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但是，在遵义会议上，在两条军事路线的强烈对比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英明正确。对我来说，参加遵义会议是上了极好的一课。后来，读到毛主席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觉得非常亲切，越读越有味道。
遵义会议在组织上作了几点重要决定：一是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常委；二是取消三人团，由朱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为军事指挥者，而周为“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取消三人团，实际上就是取消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以后，常委进一步明确分工：一是在行军到川黔滇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时间大约在1935年2月5日。因为当时没有设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二是确定毛主席为周恩来“ 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渡乌江前又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负责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
遵义会议的气氛紧张而严肃，但进展非常顺利。博古和李德是批判的对象，博古承认了一些错误，没有说自己非常正确。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强调导致中央苏区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李德完全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但绝大多数与会者感到欢欣鼓舞。会后，军委派了一个小分队给李德当警卫，大约有一个班，伍修权同志继续给他当翻译，陪着他。这个人最怕飞机了。德国人长得高，骑的又是一匹大白马，走起路来目标大，很显眼。后来到陕北的保安，请他到红军大学去当教员，他也愿意。1939年8月，恩来同志去苏联治伤，李德和恩来同志同机回到苏联。
遵义会议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中起了转折的作用，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如果按照原来的打法，红军在长征中很可能被消灭。遵义会议的最大的功劳是在实际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闻天同志是个书生，对“左”倾错误的认识和觉醒比博古早，但实际工作经验不足，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经过毛主席。遵义会议后，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是毛主席了。
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中最重大的问题，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一步步结合起来，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