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印记，民间文艺承载着集体记忆与审美趣味。新秧歌剧发轫于传统秧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经历了系统性的改造与重构，完成了从乡间自娱到人民文艺的范式转换。它在保留乡土气息与民间程式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时代精神，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与创造力。正是由于其始终关注现实、反映变迁，新秧歌剧不仅成为记录民间情感的历史载体，而且在当下新媒体语境中，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传承与“新大众文艺”的实践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与传播范式。
　  一、延安文艺“人民立场”的确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原则，是在中国特定历史和社会语境下形成、发展并不断演变的主导性文艺思想和美学原则的集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立场，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的发展轨迹，尤其是1942年以来的文艺创作、批评和文化政策。延安时期的新秧歌剧通过扎根民间、通俗表达与“普及提高”的辩证实践，成功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创作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简言之，就是坚持人民立场的美学，它是以人民大众的审美追求为目标，将人民大众作为表现的对象和审美主体，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性”价值取向，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美学理论架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理论并非凭空产生，它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以及近现代中国为实现救亡图存现实需求的各种文艺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列宁强调文艺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并指出了文艺遵循党性原则。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早就有民本思想，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注入了文化血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两为方针”，首先表明了文艺为大众的创作目的；其次强调民族危亡的背景下，文艺要担负起唤醒民众、凝聚力量的使命；再次明确了文艺在走向大众、服务现实斗争的现实需求下，要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毛泽东在批判性地继承“人民”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并广泛实践了文艺的社会教化功能、革命功能，最终形成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艺术理论。在当今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文艺形态日益多元的背景下，新大众文艺唯有继承新秧歌剧深入生活、与人民同频共振的创作态度，坚守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审美标准，并在传承中不断创新，才能有力解答“如何服务人民”的时代课题，真正实现文艺“大众化”，让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二、新秧歌剧“走向广场”的实践
　　新秧歌剧是延安文艺中兼具强大战斗力与艺术感染力的代表体裁之一。作为植根乡土的民间艺术形式，秧歌被赋予“救亡图存”的使命担当，经由方向性的政治引领与艺术改造，最终被塑造成大众“喜闻乐见”的革命文艺载体，彰显出文艺形态在特定历史场域的自觉调适与能动建构。这一转变的核心动因，在于新秧歌剧在彰显“人民”主体精神的过程中，真正践行了一条源于生活、贴近大众的人民文艺发展路径。在语言表达层面，新秧歌剧主动吸纳鲜活生动的民间语汇，以贴近群众日常的话语方式，既易于群众理解与传唱，又能有效推动其从认知认同转向行动自觉，完成从“知”到“行”的价值转化，实现了戏剧主旨的通俗化传递与直抵人心的情感共鸣。在艺术发展路线上，新秧歌剧探索出一条“普及”与“提高”辩证统一的实践路径。具体来看，对群众，“普及”与“提高”的起点是革命知识的传播与启蒙，落脚点是从日常经验到革命斗争意识的转化；对干部，其核心是了解群众工作的规律，掌握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方法，引领民众投身救亡图存的历史洪流；对文艺工作者，在积累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深化舞台实践，通过艺术化的叙事表达明晰敌我界限，凝聚起全民抗战的精神力量。这是一场以文艺为载体的美育实践，即借助戏剧演出的直观形式，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审美体验的全过程，最终在集体性的情感共鸣中，迈向“人的自由与解放”这一崇高的审美理想。从《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情节凝练的小型短剧，到《周子山》《白毛女》等结构完整的大型剧目，新秧歌剧的核心目标，是要让人民群众深刻理解翻身解放的历史逻辑。在此过程中，“普及”是面向人民的普及，“提高”是扎根人民的提高，二者始终以人民的需求与觉醒为根本依归。与此同时，新秧歌剧开辟了一条向民间学习、在借鉴中创新的艺术革新之路，这一特质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题材取自民间，立足群众的生活经验与审美习惯，探寻文艺“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创作规律，夯实普及与提高的内容基础；其二，形式提炼自民间，对传统文艺、叙事元素等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之契合革命文艺的表达需求；其三，随着剧目创作的大型化、系统化，新秧歌剧尝试以民族化的艺术形式对话国际文艺，探索让中国革命故事为世界所理解的文化表达路径。纵观新秧歌剧的发展历程，它以广场为舞台、以歌舞为媒介，将政治宣传、民众动员与审美教育熔于一炉，构建起观演互动、情感共鸣的共同体文化空间。时至今日，回望新秧歌剧的历史实践，我们仍需深入思考文艺“载道”的功能边界与实现方式，探索如何更好地通过文艺作品传播中国精神与文化内核。
　　三、新大众文艺对“人民美学”的赓续
　　当下，大众文艺形式愈发多样，大众接受文艺的渠道也愈发便捷。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数字媒介开始普及，大众文艺“新”的制作与传播方式出现，对传统文艺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再次成为新大众文艺要面对并解答的课题。新大众文艺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去中心化”，即新大众文艺打破传统文艺的专业限度，主动拥抱新技术、新媒介，形成了“人人可以参与创作，人人可以引领文艺形式，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局面。这实际上更加突出符合大众审美、强调“人民”主体的内核。新秧歌剧成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美学实践之路，给新大众文艺有切实的借鉴作用。首先，新大众文艺要学习新秧歌剧扎根民间的态度。新秧歌剧在对民间资源重新编码的过程中，让政治意识与社会意识高度统一于文艺审美之中，表现出一种始终以“人民”为基准的艺术创作基调。新秧歌剧的创作者深入民间亲身感受边区群众的生活，超越了个人体验，与群众形成了共情，并基于地方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规律，创作出了大众喜闻乐见、满足抗战诉求的艺术作品。在这种思维模式和实践路径下，新大众文艺首先要注意到新的文化语境对传统的挑战，即新的叙事模式、叙事人群、接受群体的变化，创作者要与时代和人民同频共振，积极反映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形成人民的文艺。新秧歌剧的成功经验，也时刻提醒新大众文艺走向民间收集资料，并讲述民间故事依然是重要的艺术环节。其次，新秧歌剧的评价标准，同样适用于新大众文艺。张庚评价新秧歌剧有这么几个标准：一是向老百姓学习，也就是源于民间的文艺生态要坚守；二是新秧歌剧要让形式和内容相统一，不做无形式重内容的说教艺术，也不做有形式无内容的空洞艺术；三是从生活出发，从老百姓的审美需求出发。谷鹏飞则提出了“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承袭了新秧歌剧的思想旨趣、大众艺术形式、基于人民的评价标准。两人的观点，依然适用于评价新大众文艺的创作。最后，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以新秧歌剧为代表的延安文艺，解决了“为什么人”“如何服务”的问题，最终实现了文艺的“大众化”。新大众文艺也同样要回答这个问题。创作模式上，新秧歌剧自上而下的创作、演出等方式中，借鉴其“正”引导、“ 亲”民风、“提”审美、“出”精品的艺术创作原则，探索文艺与社会动员的互动新模式。主题方面，要紧扣时代，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讴歌和弘扬时代正能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审美机制上，建构人民艺术的审美心理机制，做到形式与内容统一，高雅与通俗相融，提高与普及互惠。归根结底，唯有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持续探寻民间艺术在当代的延续性与创新性发展路径，才是新大众文艺走向更广阔舞台的根本之道。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本文系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中的“人民美学”研究（立项号：2022H017）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