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机关的担架队长生了病。军委纵队司令刘伯承命令我临时负责带领担架队，担架队抬的都是作战负伤或生病而无法行走的中央、军委的高级干部，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在其中。有些领导同志像毛泽东、张闻天，不睡担架，也跟随担架队行动。为保证他们的安全，担架队走在红军大队的中间。行军作战中，意外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我感到担子沉重，不敢有半点马虎。抬担架的一半是红军战士，一半是临时雇来的民夫。民夫每天每人一块银洋，很不好管理，而且都是事先说好只抬一段路，就要换人，放他们回去。一路上要不断做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
　　我带领担架队平安地走了两天。第三天刚出发不久，在岔路上碰上周恩来打头的中央机关队伍，我忙叫担架队停下，让中央机关先走。周恩来把手一摆说：“用不着客气啦！担架队全是伤员病号，应当走在前边，我们跟着你们走，也省得再去找向导问路。”
　　听他一说，我只好听命，急忙带队走过去。身后又多了个中央军委机关，使我更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为了稳妥，我把随带的一个步兵班抽出两人到最前面去作尖兵，又派人同前面的司令部机关取得联系。
　　突然，前面传来一阵杂乱的枪声，子弹呼啸着从头上飞过。尖兵报告，前面不远处山上有一股敌人向我们射击。
　　在我身后不远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焦急地问：“怎么回事？谁在这里？如果是敌人，还不赶快派部队去打！”我急忙过去向他报告了情况：“有我在这里，你只管放心吧！”
　　我随即命令担架队退到安全的地方，通知中央机关停止前进，带上步兵班到前面观察。我的眼力很好，没有望远镜，也能清晰地看见前面山头上露出来的一个个小黑点。敌人正在射击，至少有几十人，是从侧面袭击我们的。有些小黑点蠕动着像是要冲下山来。必须当机立断阻击敌人，争取时间请司令部和前边的红军尽快派人前来支援。
　　我立即命令负责后面掩护的特务排，调两个班上来支援。又派人飞速报告前边的司令部，请尽快派红军击退这股敌人。我自己带领步兵班冲向前面山边的一片坟地，占据几个高大坟包。我大声对大家说：“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就在我们身后，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拼了性命，也不能让敌人越过我们这里袭击担架队。只要我们坚持个把钟头，红军主力很快就会过来消灭敌人。”
　　“放心吧！指导员！有我们在，白狗子休想过来！”
　　我们人数虽少，但士气旺盛，这是使我感到宽慰的。我命令：节省子弹、不瞄准目标不开枪；注意隐蔽，打两枪就要换一个位置，减少伤亡。这是我们对付占优势敌人的有效方法。有一股约二三十个敌人开始从山上向下冲，我一枪打倒跑在最前面的敌人，战士们也都跟着扣动了扳机，又有几个敌人倒下。剩下的敌人掉转屁股，纷纷爬了回去。
　　这时，特务排的两个班上来了，步兵班的同志十分高兴，我觉得必须尽快赶走这伙敌人。解除对中央首脑机关的威胁，需要有部队从侧后打击，使他们无法立足。我命令这两个班从右边向敌人的侧后迂回，然后发起进攻，赶走敌人。同时提醒他们不要同司令部派出的部队发生误会。
　　他们刚走，我又赶快派人把这一决定向司令部通报。 过了不大一会儿，山上的敌人组织了第二次攻击。他们先是集中火力对坟地一阵猛射，子弹吱吱地打在坟头上，四周的小树上，钻进泥土里，冲起阵阵尘土。我要大家暂不还击，注意观察敌人，等敌人冲下来，瞄准一个打一个。不久，敌人从山上的乱石草丛后面冲了下来。我命令先打最前面的敌人，一阵枪响，敌人倒下好几个，有两个跑在最前面的，距离我们只有五六十米。我对身边的班长说：“ 我打左边的，你打右边的。”话音刚落，周围的战士都举起了枪。一阵枪响，两个家伙先后摔倒，后边的敌人立即返身向山上跑，跑得慢的躲在乱石和草丛后边。他们虽说只有一二十人，但离我们都在百米之内，是个很大的威胁，必须尽快除掉或是赶走他们。
　　正当我思考对付他们的办法时，又传来枪声，在离山头不远的右边，有二十多人的人影，向敌人冲击。这无疑是特务排的两个班上去了，向敌人的侧背发起了攻击，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接着山上的左后方也传来密集的枪声。听见远处敌人喊：“红军从后边上来啦！”
　　那些藏在乱石草丛后边的敌人，全都爬出来向山上逃跑。我们立即瞄准射击。又打倒好几个敌人。看看山上的敌人，早已乱如热锅上的蚂蚁，一阵激烈的枪响过后，枪声逐渐稀疏，转向远方去了。
　　我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担架队和中央机关转危为安了，等特务排回来清点人数，只有两人轻伤。整理了一下队伍，继续前进。
　　后来知道，军委纵队司令刘伯承、副司令叶剑英接到我的报告后，立即命令司令部通讯连从敌人的左侧后包抄。战斗中他们打死一些敌人，缴到几支步枪，还抓住几个受伤的俘虏。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是贵州黄平一带的民团一百多人，正在调防。他们从山上看到下边有不少骡马、担架，又看到有穿军大衣的人，想下来发点洋财，没想到吃了亏。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