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以后，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娄山关、遵义一带打败敌军，又南渡乌江、北盘江，浩浩荡荡向云南进发。进军途中，我们红色干部团一直担任着警卫中央机关和首长的任务。
　　干部团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另外还有一个上干队。学员除上干队的以外，都是从部队抽调来的一些朝气勃勃、富有战斗经验的连排干部。
　　4月的云南，天气已经很热，只穿一件单军衣还经常汗流浃背。白漂漂的水田里，一撮一撮的禾苗被风吹得摇摇摆摆，好像是在欢迎我们的到来。两边小山上，红花绿叶，树木丛生，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真是一个迷人的春天。此时，我们的后面虽然仍有十几万追兵，但是谁都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指挥我们摆脱敌人，走向胜利。部队一面观赏春色，一面前进，情绪很高。
　　一天晚上，大队在一个村子里宿营。半夜，我起来查哨，走到中央首长住的院子门前，看见里面还有灯光闪动。这么晚了，哪位首长还没睡觉呢？我正在向哨兵询问，忽然从里面出来一个人越走越近，到跟前才看清是周恩来同志。我立正问道：“副主席还没有睡觉吗？”他说：“还没有。查完哨了吧！来，进来坐一会儿。”
　　这是一所地主的宅院，房子比较整齐。周副主席住的屋子里摆着几把古式的椅子和一张八仙桌子，桌上摆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和几样简单的文具，另外还放着一个小纸包。墙上挂着一张大地图，看来，副主席是在研究进军路线。在暗淡的灯光下，副主席的脸显得又黄又瘦，眼睛也不如以前那么奕奕有神。唉！首长们劳累得太厉害啦。
　　坐下以后，副主席问我：“你们5连还有多少学员？”我回答：“在遵义、土城战斗中伤亡了一些，现在还有120多人。”接着，他又问到我连的行军情况、学员情绪、武器装备等情形，我都一一地作了回答。副主席沉吟了一会儿笑着说：“你们5连在遵义、土城打得很好，要保持这个光荣呀。”说完，他打开桌上的纸包，要我吃饼干。我知道这是警卫员给他预备的夜餐。在当时能弄到几块饼干是非常不容易的。于是，我急忙说：“我晚饭吃多了，现在肚子还发胀呢。”副主席把纸包推到我面前，再三要我吃，我只好拿了小半块，一边嚼，一边等着副主席问话。但他仍像在考虑什么，一直没有说话。最后才说：“好吧！不早了，休息去吧。”
　　从副主席屋里出来，心中猜疑不定：副主席这样详细地了解我连情况，是随便问问呢？还是在挑选执行什么重要任务的对象？想到这里，又后悔刚才没有大胆地问个明白。
　　第三天上午，听说敌人追兵日益迫近，已经快形成包围形势了，但还是没有任何行动的命令。每个人的心情，都越来越不安。中午，我突然看见团部传令兵朝我们连里走来，我赶忙迎上去问：“团长叫我们吧？”传令兵说：“你怎么知道的？”我一听这话就知道是真的了，心里一高兴，拉着李指导员就往团部走。
　　屋子里坐满了，除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以外，还有几位认得和不认得的中央机关的负责同志。屋子里弥漫着旱烟叶子味，看样子正在开会。我俩进去后，陈团长以命令的口气说：“中央决定我军北渡金沙江，并把抢夺皎平渡渡口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团。我团决定以2营为先遣支队，你们5连为前卫连。你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迅速地抢夺渡口，掩护后续部队渡江。准备好了马上出发！”他说完了，又指着旁边一个穿黑衣服的同志说：“中央派一个工作组和你们一同前去执行任务，这是组长李同志，由他统一负责。”我听了心里简直有说不出的高兴，急忙和李同志紧紧地握了握手，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出发时间，便回到了连里。
　　部队进行了动员、轻装后，饱饱地吃了一顿饭，便沿着一条通往金沙江的小路出发了。我和副营长霍海元走在前卫排后面，指导员和工作组走在部队的最后。我连的学员们自从在遵义、土城打了两个漂亮仗以后，士气很高，又经过两天休整，恢复了体力，加上这次又担任了渡江先遣支队的前卫连，更是劲头十足。一路上虽然山路崎岖，有时候根本就没有道路，太阳又晒得汗水直流，但不仅没有掉队的，连叫一声苦的也没有。我们以每小时十多里路的速度，走了一个通夜。天亮以后，休息了十分钟，吃了几口冷饭，喝了几口冷水，一口气又赶了七八十里。
　　队伍翻过了一座大山，离金沙江只有六十来里路了，我们决定休息一下。趁这个时间，工作组的李同志和我们研究了抢占渡口的问题，决定一到江边，首先歼灭江这边的守敌，然后夺取船只，强行渡江。打垮或歼灭对岸守敌以后，巩固渡口，迎接后续部队过江。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