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4月27日
从成仿吾回忆录中感受长征的历史回响与时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创造的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90年前，一支怀抱理想的队伍以血肉之躯丈量了两万五千里山河，完成了震古烁今的战略转移。值此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重读成仿吾的《长征回忆录》，在这部由长征亲历者、中国现代史上唯一参加长征的大学教授留下的珍贵文献中，我们得以触摸历史的肌理，叩问精神的源流，并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寻找长征精神的当代坐标。
1935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时评述道，“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一经典论断，既是对长征历史地位的权威定性，也是理解长征精神内涵的根本遵循。本文立足成仿吾《长征回忆录》的第一手叙述，从历史、思想与实践三个维度，对上述论断作出深入阐释，以期为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提供历史镜鉴。
一、历史坐标：长征何以成为历史上的“第一次”
要理解长征的历史地位，首先须还原其所处的历史语境。1934年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陷入极度被动的局面。成仿吾在回忆录中如实记录了出发时的艰难处境：“渐渐地敌人飞机的活动在根据地内部增多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更严密了……国民党反动派扬言要抽干池水，捉尽活鱼。”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绝非一次从容部署的行军，而是在绝境中以意志力开辟出的生路。
毛泽东指出，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成仿吾的回忆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判断的历史依据：红军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穿越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四道封锁线，每一段行程，都是对人类体能与意志极限的挑战。据统计，长征途中，红军平均每天行军约四十里，其艰险程度在人类军事史上确属“第一次”。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以实践证明自身历史正当性的第一次。长征的胜利为此后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根本前提。成仿吾以知识分子的严谨与亲历者的深情，记录下这段历史的真实刻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长征的“第一次”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当年红军三大主力军，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大会师，是中国革命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伟大转变的开始，是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都发生了极其巨大的与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政治宣示：长征作为“宣言书”的思想内涵
毛泽东将长征比作“宣言书”，这一比喻指向长征深刻的政治意蕴。宣言书，意味着立场的鲜明、主张的公开与承诺的郑重。长征以行动而非言辞，向中国人民和世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与历史使命。
成仿吾的回忆录，为理解这一“宣言书”提供了最生动的注脚。他详细记录了红军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地时的情景。当地群众因长期遭受剥削压迫，对外来军队存有深深的戒惧，起初纷纷躲入深山。然而，当他们观察到这支队伍秋毫无犯、公平买卖、尊重民俗，态度才逐渐转变。有人悄悄为红军引路，有人主动提供粮食，有人的子弟跟随队伍走上革命道路。成仿吾指出，这种转变，正是红军政治主张通过行动得以传播的直接体现。
从思想史的角度审视，长征这份“宣言书”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遵义会议在长征途中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成仿吾在回忆录中评价这一转折时指出，正是这次会议，使党从此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指引，长征才能从被动转为主动，从险象环生走向坦途。这是长征这部“宣言书”最具思想深度的篇章。
三、文化传播：长征作为“宣传队”的历史实践
毛泽东将长征定义为“宣传队”，揭示了长征作为政治文化传播行动的重要属性。成仿吾亲历长征并承担具体工作，这一点是《长征回忆录》史料价值独特的重要原因。
作为长征队伍中唯一的大学教授，成仿吾在长征途中主要承担文化教育与宣传工作。他在回忆录中详述了随军办学、为战士扫盲的经历，从出发时目不识丁，抵达陕北时已能读信写字，并将第一封亲手书写的家书托人带回故乡。这一细节，折射出长征“宣传队”工作的深远意义。它传播的不只是政治主张，更是启蒙意识与人的尊严。
长征沿途，红军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召开群众大会，演出文艺节目，张贴标语布告，讲解土地政策，废除苛捐杂税，释放被俘的贫苦士兵并给予路费……成仿吾认为，这些工作的意义，远超军事行动本身。红军所过之处，往往是政治宣传从未抵达的边远地区，大量农民由此第一次知道了“共产党”的名字，第一次听到了“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来看，长征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政治动员与民心工程。
成仿吾特别注重记录红军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他写道，在彝族聚居地，红军将领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的历史场景。写到苗族群众为伤病红军提供庇护的动人往事。这些记述表明，长征这支“宣传队”，不仅传播了革命理想，更播下了民族团结的种子，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四、精神播撒：长征作为“播种机”的深远影响
“播种机”这一比喻，是毛泽东对长征历史意义最具前瞻性的判断。种子，意味着潜能、生命力与时间维度上的延续。长征播下的种子，在此后数十年的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次第发芽，影响绵延至今。
成仿吾的回忆录，以亲历者的视角揭示了“播种机”意象的具体内涵。他写道，长征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精神淬炼，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在雪山草地间完成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成长。他以自身为例：一个出身书斋、留学日本、欧洲的知识分子，在长征的磨砺中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人民，什么是革命，什么是信仰的力量。这种理解，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而是用脚步、饥饿、寒冷与同伴的牺牲换来的。
成仿吾在长征结束后，以教育事业为阵地，继续播撒革命文化的种子。他先后主持多所高校工作，将长征精神融入教育实践，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他在晚年整理出版《长征回忆录》，将这部“播种机”的故事托付给后来者，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历史的责任感与对未来的殷切期望。
五、时代回响：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与实践意义
历史的意义，在于对现实的照耀。长征胜利90周年，不只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节点，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召唤。1978年1月28日，何长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评成仿吾《长征回忆录》的文章——《壮丽的史诗，生动的教材》。这两个定位，揭示了长征历史意义的双重维度：史诗，指向过去，要求我们以敬畏之心铭记与守护；教材，朝向未来，要求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汲取与传承。
90年前，红军在内外交困中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奋斗精神，开辟出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时至今日，长征精神依然是我们在新征程上攻坚克难的重要力量源泉。当前，中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历史阶段。长征精神所蕴含的不畏艰难、勇于担当、依靠人民、坚定信仰，不仅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褪色，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更为鲜活的时代价值。
历史从未远去，“长征英雄们的革命精神永存！”90年前那台“播种机”所撒下的精神种子，已经在中华大地上长成参天大树。而今天，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前行的人们，所接续的，正是那粒种子最初萌发时所蕴含的全部力量。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陕西乡村基础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创新团队项目“延安时期红色教育家办学治校智慧融入新时代教育系统干部培训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5JP199）。2026年陕西省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干部教育国际交流引智基地”、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红色资源与干部教育研究协同创新团队”联合开放课题重点课题“ 延安时期抗大红色文化融入国防教育的机制建构与路径创新研究”（26GB-JYA003）研究成果。〕
1935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时评述道，“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一经典论断，既是对长征历史地位的权威定性，也是理解长征精神内涵的根本遵循。本文立足成仿吾《长征回忆录》的第一手叙述，从历史、思想与实践三个维度，对上述论断作出深入阐释，以期为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提供历史镜鉴。
一、历史坐标：长征何以成为历史上的“第一次”
要理解长征的历史地位，首先须还原其所处的历史语境。1934年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陷入极度被动的局面。成仿吾在回忆录中如实记录了出发时的艰难处境：“渐渐地敌人飞机的活动在根据地内部增多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更严密了……国民党反动派扬言要抽干池水，捉尽活鱼。”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绝非一次从容部署的行军，而是在绝境中以意志力开辟出的生路。
毛泽东指出，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成仿吾的回忆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判断的历史依据：红军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穿越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四道封锁线，每一段行程，都是对人类体能与意志极限的挑战。据统计，长征途中，红军平均每天行军约四十里，其艰险程度在人类军事史上确属“第一次”。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以实践证明自身历史正当性的第一次。长征的胜利为此后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根本前提。成仿吾以知识分子的严谨与亲历者的深情，记录下这段历史的真实刻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长征的“第一次”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当年红军三大主力军，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大会师，是中国革命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伟大转变的开始，是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都发生了极其巨大的与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政治宣示：长征作为“宣言书”的思想内涵
毛泽东将长征比作“宣言书”，这一比喻指向长征深刻的政治意蕴。宣言书，意味着立场的鲜明、主张的公开与承诺的郑重。长征以行动而非言辞，向中国人民和世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与历史使命。
成仿吾的回忆录，为理解这一“宣言书”提供了最生动的注脚。他详细记录了红军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地时的情景。当地群众因长期遭受剥削压迫，对外来军队存有深深的戒惧，起初纷纷躲入深山。然而，当他们观察到这支队伍秋毫无犯、公平买卖、尊重民俗，态度才逐渐转变。有人悄悄为红军引路，有人主动提供粮食，有人的子弟跟随队伍走上革命道路。成仿吾指出，这种转变，正是红军政治主张通过行动得以传播的直接体现。
从思想史的角度审视，长征这份“宣言书”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遵义会议在长征途中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成仿吾在回忆录中评价这一转折时指出，正是这次会议，使党从此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指引，长征才能从被动转为主动，从险象环生走向坦途。这是长征这部“宣言书”最具思想深度的篇章。
三、文化传播：长征作为“宣传队”的历史实践
毛泽东将长征定义为“宣传队”，揭示了长征作为政治文化传播行动的重要属性。成仿吾亲历长征并承担具体工作，这一点是《长征回忆录》史料价值独特的重要原因。
作为长征队伍中唯一的大学教授，成仿吾在长征途中主要承担文化教育与宣传工作。他在回忆录中详述了随军办学、为战士扫盲的经历，从出发时目不识丁，抵达陕北时已能读信写字，并将第一封亲手书写的家书托人带回故乡。这一细节，折射出长征“宣传队”工作的深远意义。它传播的不只是政治主张，更是启蒙意识与人的尊严。
长征沿途，红军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召开群众大会，演出文艺节目，张贴标语布告，讲解土地政策，废除苛捐杂税，释放被俘的贫苦士兵并给予路费……成仿吾认为，这些工作的意义，远超军事行动本身。红军所过之处，往往是政治宣传从未抵达的边远地区，大量农民由此第一次知道了“共产党”的名字，第一次听到了“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来看，长征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政治动员与民心工程。
成仿吾特别注重记录红军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他写道，在彝族聚居地，红军将领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的历史场景。写到苗族群众为伤病红军提供庇护的动人往事。这些记述表明，长征这支“宣传队”，不仅传播了革命理想，更播下了民族团结的种子，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四、精神播撒：长征作为“播种机”的深远影响
“播种机”这一比喻，是毛泽东对长征历史意义最具前瞻性的判断。种子，意味着潜能、生命力与时间维度上的延续。长征播下的种子，在此后数十年的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次第发芽，影响绵延至今。
成仿吾的回忆录，以亲历者的视角揭示了“播种机”意象的具体内涵。他写道，长征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精神淬炼，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在雪山草地间完成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成长。他以自身为例：一个出身书斋、留学日本、欧洲的知识分子，在长征的磨砺中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人民，什么是革命，什么是信仰的力量。这种理解，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而是用脚步、饥饿、寒冷与同伴的牺牲换来的。
成仿吾在长征结束后，以教育事业为阵地，继续播撒革命文化的种子。他先后主持多所高校工作，将长征精神融入教育实践，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他在晚年整理出版《长征回忆录》，将这部“播种机”的故事托付给后来者，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历史的责任感与对未来的殷切期望。
五、时代回响：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与实践意义
历史的意义，在于对现实的照耀。长征胜利90周年，不只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节点，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召唤。1978年1月28日，何长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评成仿吾《长征回忆录》的文章——《壮丽的史诗，生动的教材》。这两个定位，揭示了长征历史意义的双重维度：史诗，指向过去，要求我们以敬畏之心铭记与守护；教材，朝向未来，要求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汲取与传承。
90年前，红军在内外交困中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奋斗精神，开辟出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时至今日，长征精神依然是我们在新征程上攻坚克难的重要力量源泉。当前，中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历史阶段。长征精神所蕴含的不畏艰难、勇于担当、依靠人民、坚定信仰，不仅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褪色，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更为鲜活的时代价值。
历史从未远去，“长征英雄们的革命精神永存！”90年前那台“播种机”所撒下的精神种子，已经在中华大地上长成参天大树。而今天，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前行的人们，所接续的，正是那粒种子最初萌发时所蕴含的全部力量。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陕西乡村基础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创新团队项目“延安时期红色教育家办学治校智慧融入新时代教育系统干部培训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5JP199）。2026年陕西省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干部教育国际交流引智基地”、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红色资源与干部教育研究协同创新团队”联合开放课题重点课题“ 延安时期抗大红色文化融入国防教育的机制建构与路径创新研究”（26GB-JYA003）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