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春天，也是我们北京知青到洛川县插队的第一年。
　　洛川是延安的小麦主产区，塬上的田地铺展开，大半都种着麦子。对这里的农民来说，春天地里最要紧的农活，就是麦田管理，而锄麦，正是其中最费力气、也最见真功夫的一关。
　　我们是从城里来的，穿的是胶鞋，拿的是书本，突然站在这片厚实的黄土地上，看着那一望无际正在拔节的麦苗，心里既好奇又忐忑。那时候，我们连麦苗和野草都分不清，真不知道自己这双手，能不能把这一片绿浪打理好。
　　真正下地，才尝到其中的苦头。手里的锄头一起一落，却怎么也掌握不住分寸，总是把嫩绿的麦苗当成野草连根刨断，地里留下满地的杂草。一天下来，掌心磨出晶亮的水泡，火辣辣地疼。行距太窄，麦苗太密，我们只能弯着腰，一步步往前挪。脚稍微挪动的动作大，就是一片麦苗倒地；锄头稍不留神落重，又刨断了小麦娇嫩的根茎。心里那点最初的好奇，渐渐被一种笨拙的沮丧代替——莫非我们这双手，除了握笔，真的就一无所能？
　　就在我们最狼狈的时候，老乡们伸出了手。我尤其记得，老农冯大伯蹲到我身边，没说话，先是看了看我锄过的地，又轻轻托起我那只磨出水泡、沾满泥土的手。然后，他把自己那双大手伸了过来。那是怎样一双手啊，手掌像老树皮一样皲裂，布满铜钱厚的老茧，指节粗大变形，却透着岩石般沉稳的力量。他轻轻握住我躲闪的手，连同我手中的锄柄，一并包裹在他温热、粗糙的掌心。
　　“梧桐，看地，别看天。”他的声音低沉，带着浓浓的鼻音，“锄头要贴住地皮，像给它挠痒痒，劲是送的，不是砸的。”他的手带着我的手，将锄刃轻轻送入土中，手腕微妙地一抖，一丛杂草便连根而起，而旁边的麦苗，却纹丝不动。那一刻，我的手掌传来土地般的温热。我忽然感到，通过这双手，某种厚重而踏实的东西，正从这片土地，从他几十年的岁月里，汩汩地传递到我这个城市学生笨拙的肢体中。这不仅仅是学一门农活，更像是一种沉默的交接。
　　每天天还没亮，生产队长就敲响了上工的钟声。那钟声浑厚，带着铁器的凉意，从大塬的深处传来，穿透清晨的寒气，一声声，敲在每个人的心上。它似乎不仅在召唤我们走向田垄，也仿佛在催促着我们这些从城市移植来的稚嫩根苗，必须在这场春风与黄土的淬炼里，尽快找到活下去的力量。我们扛着锄头，迎着刮脸的晨风出发。春风凛冽，却吹不散我们身上越来越像老乡的那种沉默的韧劲。
　　那一年的春天，天气格外不顺当。倒春寒、春旱、大风轮番肆虐。但我们和老乡们一起，没有退缩。顶着风沙，一遍又一遍地锄地。锄头起落之间，我渐渐品出些别的滋味。锄去的，是争夺养分的杂草，或许也在不知不觉间，锄去了我们身上的娇气、浮躁与不切实际的幻想。土地用最直白的方式，教我们分辨何为有用，何为多余。这个“锄”的过程，是向外的清理，更是向内的打磨。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收获季节，生产队的小麦亩产竟然达到了一百三十多斤！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年代，这无疑是一场大丰收。
　　看着场上摊开成片的金黄麦穗，老乡们笑得合不拢嘴，激动地指着我们说：“北京学生来了，咱们小麦大丰收！北京知青给咱村带来福气啦！”
　　那个春天，对我们来说，是下乡后的一次劳动磨砺，也是一次精神的垦荒。我们在洛川的塬上，弯下腰，流着汗，锄头之下，野草除去，麦苗茁壮。而我们自己，那些青春的迷茫与脆弱，也仿佛被这厚重的黄土一层层覆盖、压实，从身体里，生长出了一种陌生的、却异常扎实的东西。那一百三十多斤的麦子，是收获，更是我们与这片土地、与那双手的主人结下的契约。它沉甸甸地坠入记忆，成为我们一生取用不尽的、关于土地与成长的生命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