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5月17日
论延安精神、陶行知精神、教育家精神在立德树人使命的一脉相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从延安窑洞的“马背上办学”到陶行知的“平民教育运动”，再到新时代“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誓言，三种精神共同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命题。其一脉相承源于中国共产党教育思想与中华优秀教育传统的深度融合，为落实立德树人使命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延安精神、陶行知精神与新时代教育家精神共同承载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三者在理想信念、人民立场与实践创新上高度契合，是新时代立德树人的重要精神指引。
一、三大精神谱系的历史脉络和传承延续
延安精神形成于1935— 1948年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奋斗历程中，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环境中坚持理想、服务人民、自力更生的真实写照。其主要内容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陶行知精神是近代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生践行平民教育、生活教育所凝练出的人格典范，被誉为“万世师表”。他倡导“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强调“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情怀。
教育家精神是新时代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教师队伍建设理念，2023年由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系统阐释，包含六个维度：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
尽管起源不同，但这三种精神都在回应一个根本命题：如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这三大精神虽诞生于不同历史语境，但都植根于中国革命与教育现代化的实践土壤，在价值追求、行为准则和育人理念上呈现出深刻的契合性。同时，三者看似分属政治精神、个体教育思想和职业精神范畴，实则在价值追求、实践路径和历史贡献上深度一致，它们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铸魂强师”行动的精神支柱。
二、核心维度对比：三大精神的共通点
延安精神、陶行知精神与新时代教育家精神虽诞生于不同历史时期，但其核心内涵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高度一致，且三者均以“立德树人”为内核，在价值取向、实践路径和精神追求上高度统一，共同构筑了新时代中国教育者的精神谱系。以下从多个维度论述其一致性，并辅以表格对比清晰呈现。
三、育人目标的一致性：以家国情怀铸魂
（一）坚定政治方向与人民立场
延安精神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为人民服务”列为首要特质，强调教育始终围绕为革命事业培养忠诚战士的目标，体现了教育服务于国家命运的责任担当。延安时期的教育实践以培养“革命的先锋队”为目标，引导青年为救国图存奋斗。进入新时代，延安市委、市政府倡导“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将延安精神融入师德建设，通过红色教育筑牢教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二）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延安精神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求教育服务于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陶行知倡导“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旨在培养有责任、有担当的新国民；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明确提出“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三者均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陶行知主张“教育为公”，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推动教育普惠于民。其“生活即教育”理念强调教育需回应社会需求，培养改造社会的实践者。陶行知在乡村教育中践行“教育救国”，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兴衰紧密联系。
教育家精神明确“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要求教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三者均以教育为纽带，将个体价值与国家命运、人民福祉深度绑定，奠定立德树人的政治基石。
（三）塑造健全人格与时代新人
陶行知提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强调品德与能力并重。
延安精神通过劳动实践（如南泥湾垦荒）培育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品格。
新时代教育家精神要求“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与陶行知“五育并重”思想一脉相承。
四、教育方法论的交融：知行合一与生活化育人
（一）打破象牙塔，教育回归生活
陶行知批判脱离生活的教育，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主张在劳动与社会实践中学习。其晓庄师范“教学做合一”模式，让学生“在田埂上承载家国情怀”。
延安时期的教育将课堂延伸至大生产运动、支前服务中，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动教育与实际结合。
当代思政教育强调“将红色基因注入课堂”，通过研学实践实现“知行合一”，呼应陶行知“行是知之始”的实践观。
（二）因材施教与启智润心
陶行知首创“小先生制”，倡导学生互教互学，尊重个体差异。
教育家精神要求“启智润心、因材施教”，反对唯分数论，与陶行知理念高度契合。例如，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提出“将爱与智慧融入教学细节”，延续了活的教育传统。
（三）注重知行合一、扎根实际
延安时期通过“窑洞大学”实现理论与实践结合；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推行“教学做合一”，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家精神则强调“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鼓励教师深入一线、服务社会。三者都反对脱离现实的空谈，倡导在真实生活中育人。
五、师德修养的共通内核：奉献、仁爱与创新
（一）道德引领与人格塑造
延安精神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锤炼师生品格。延安大学通过挖掘侯明书等老教师事迹，树立“甘于奉献”的师德标杆。
陶行知精神视教师为“万世师表”，主张“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其“每日四问”（道德、学问、工作、健康）强调教师需终身修身。
教育家精神将“道德情操”与“仁爱之心”列为核心，要求教师以人格魅力浸润学生心灵。
共同诉求：三者均将师德视为教育之魂，强调教师需以高尚情操和奉献精神成为学生的精神坐标。
无论是延安时期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是陶行知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抑或教育家精神中的“言为士则、行为世范”，都把教师的道德情操作为立身之本。教师不仅是知识传授者，更是价值引领者，须以自身行动诠释信仰与责任。
（二）创新躬耕的教育态度
陶行知敢探“未发明的真理”，创办中国首个乡村幼稚园；延安抗大在窑洞中探索“游击战教学法”，均体现创新勇气。
教育家精神要求“勤学笃行、求是创新”，如延安大学、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将延安精神融入高校和职业教育链条，推动“思政课与社会实践、与职业技能同频共振”。
（三）甘于奉献的职业情操
延安精神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为教师下沉社区课业辅导、惠民服务。
陶行知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定义教育者的奉献，其变卖家产办学的行动与延安“艰苦奋斗”精神共振。
当代教师以“乐教爱生、甘于奉献”为准则，如宝塔区教体局、吴起教体局等建立师德监督员制度，强化服务育人意识。
六、当代融合实践：红色基因赋能立德树人
（一）课程与阵地建设
延安中学、延安新区第一小学、延安新区第二小学、延安育才学校等打造“校史馆”“红色教育长廊”“红色少年馆”等，开发校本课程《延安红色故事》《延安十三年》《延河故事》等，将延安精神与陶行知思想融入主题活动；延安陶研会通过轮值会长制，让陶行知思想教育沁润到每所学校，进一步深化“生活教育”“平民教育”的现实意义。
延安中学、延安大学等以延安革命旧址为基点，将“教学做合一”转化为新时代的育人智慧和思想。
（二）师资培育机制
教育部推动“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将延安精神研修作为思政教师培训必修课，延安市全市倡导践行“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奏响新时代铸魂强师、全面育人的新时代教育理念机制。同时，在师德评价体系融入“六个维度”，将政治方向、仁爱之心纳入考核，呼应陶行知“人格为本”的师范教育思想。
七、培养担当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
延安精神、陶行知精神与教育家精神的本质一致性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以实践为根基、以民族复兴为使命。
从历史脉络看，陶行知的精神实践早于延安时期，却深刻影响了边区教育政策，成为延安红色教育的重要思想资源；从精神谱系看，陶行知被宋庆龄誉为“万世师表”，其“行—知—行”的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契合，是中国共产党人推崇的典范；从当代弘扬看，教育家精神正是对陶行知式人格与延安式作风的系统集成与时代升华——它不仅是教师的职业要求，更是红色基因在教育领域的延续。
因此，可以说：陶行知精神是教育领域的“延安精神”，而教育家精神是新时代对这两种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延安精神聚焦培养“信念坚定、求真务实”的人才。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将延安精神融入职业教育，强化学生“担当复兴大任”的使命感。
陶行知精神倡导培养“人中人”（全面发展的人），注重创造力与社会责任感。
教育家精神明确“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智慧，要求教育回应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需求。
目标融合：三者均指向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时代新人，呼应教育强国战略。
结语：精神融合赋能立德树人新实践
从历史脉络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普及教育，实行公费义务教育，开展群众性扫盲运动，并创办抗日军政大学、陕甘宁边区中学等新型学校。
陶行知虽未亲赴延安，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深刻影响了边区教育实践。徐特立曾评价：“陶行知的教育学说几乎与我们的教育事业全部一致。”
1940年，董纯才等曾在晓庄学习的党员将陶行知思想引入延安，成立“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实现了两种精神的交汇融合。
因此，可以说：延安精神提供了政治方向与奋斗底色，陶行知精神奠定了教育实践的方法论基础，二者共同孕育了今天所倡导的“教育家精神”。
三者共同指向一个核心使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为延安精神的诞生地，未来延安全市应进一步推动三者在课程设计、师资培训、校园文化中的深度融合，鼓励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自觉践行这三种精神，真正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
（作者单位：延安市新区高级中学教育集团宝塔区第二中学。此文荣获延安市第一届“行知杯”征文评选活动优秀论文二等奖）
从延安窑洞的“马背上办学”到陶行知的“平民教育运动”，再到新时代“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誓言，三种精神共同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命题。其一脉相承源于中国共产党教育思想与中华优秀教育传统的深度融合，为落实立德树人使命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延安精神、陶行知精神与新时代教育家精神共同承载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三者在理想信念、人民立场与实践创新上高度契合，是新时代立德树人的重要精神指引。
一、三大精神谱系的历史脉络和传承延续
延安精神形成于1935— 1948年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奋斗历程中，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环境中坚持理想、服务人民、自力更生的真实写照。其主要内容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陶行知精神是近代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生践行平民教育、生活教育所凝练出的人格典范，被誉为“万世师表”。他倡导“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强调“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情怀。
教育家精神是新时代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教师队伍建设理念，2023年由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系统阐释，包含六个维度：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
尽管起源不同，但这三种精神都在回应一个根本命题：如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这三大精神虽诞生于不同历史语境，但都植根于中国革命与教育现代化的实践土壤，在价值追求、行为准则和育人理念上呈现出深刻的契合性。同时，三者看似分属政治精神、个体教育思想和职业精神范畴，实则在价值追求、实践路径和历史贡献上深度一致，它们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铸魂强师”行动的精神支柱。
二、核心维度对比：三大精神的共通点
延安精神、陶行知精神与新时代教育家精神虽诞生于不同历史时期，但其核心内涵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高度一致，且三者均以“立德树人”为内核，在价值取向、实践路径和精神追求上高度统一，共同构筑了新时代中国教育者的精神谱系。以下从多个维度论述其一致性，并辅以表格对比清晰呈现。
三、育人目标的一致性：以家国情怀铸魂
（一）坚定政治方向与人民立场
延安精神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为人民服务”列为首要特质，强调教育始终围绕为革命事业培养忠诚战士的目标，体现了教育服务于国家命运的责任担当。延安时期的教育实践以培养“革命的先锋队”为目标，引导青年为救国图存奋斗。进入新时代，延安市委、市政府倡导“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将延安精神融入师德建设，通过红色教育筑牢教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二）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延安精神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求教育服务于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陶行知倡导“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旨在培养有责任、有担当的新国民；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明确提出“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三者均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陶行知主张“教育为公”，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推动教育普惠于民。其“生活即教育”理念强调教育需回应社会需求，培养改造社会的实践者。陶行知在乡村教育中践行“教育救国”，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兴衰紧密联系。
教育家精神明确“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要求教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三者均以教育为纽带，将个体价值与国家命运、人民福祉深度绑定，奠定立德树人的政治基石。
（三）塑造健全人格与时代新人
陶行知提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强调品德与能力并重。
延安精神通过劳动实践（如南泥湾垦荒）培育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品格。
新时代教育家精神要求“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与陶行知“五育并重”思想一脉相承。
四、教育方法论的交融：知行合一与生活化育人
（一）打破象牙塔，教育回归生活
陶行知批判脱离生活的教育，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主张在劳动与社会实践中学习。其晓庄师范“教学做合一”模式，让学生“在田埂上承载家国情怀”。
延安时期的教育将课堂延伸至大生产运动、支前服务中，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动教育与实际结合。
当代思政教育强调“将红色基因注入课堂”，通过研学实践实现“知行合一”，呼应陶行知“行是知之始”的实践观。
（二）因材施教与启智润心
陶行知首创“小先生制”，倡导学生互教互学，尊重个体差异。
教育家精神要求“启智润心、因材施教”，反对唯分数论，与陶行知理念高度契合。例如，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提出“将爱与智慧融入教学细节”，延续了活的教育传统。
（三）注重知行合一、扎根实际
延安时期通过“窑洞大学”实现理论与实践结合；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推行“教学做合一”，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家精神则强调“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鼓励教师深入一线、服务社会。三者都反对脱离现实的空谈，倡导在真实生活中育人。
五、师德修养的共通内核：奉献、仁爱与创新
（一）道德引领与人格塑造
延安精神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锤炼师生品格。延安大学通过挖掘侯明书等老教师事迹，树立“甘于奉献”的师德标杆。
陶行知精神视教师为“万世师表”，主张“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其“每日四问”（道德、学问、工作、健康）强调教师需终身修身。
教育家精神将“道德情操”与“仁爱之心”列为核心，要求教师以人格魅力浸润学生心灵。
共同诉求：三者均将师德视为教育之魂，强调教师需以高尚情操和奉献精神成为学生的精神坐标。
无论是延安时期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是陶行知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抑或教育家精神中的“言为士则、行为世范”，都把教师的道德情操作为立身之本。教师不仅是知识传授者，更是价值引领者，须以自身行动诠释信仰与责任。
（二）创新躬耕的教育态度
陶行知敢探“未发明的真理”，创办中国首个乡村幼稚园；延安抗大在窑洞中探索“游击战教学法”，均体现创新勇气。
教育家精神要求“勤学笃行、求是创新”，如延安大学、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将延安精神融入高校和职业教育链条，推动“思政课与社会实践、与职业技能同频共振”。
（三）甘于奉献的职业情操
延安精神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为教师下沉社区课业辅导、惠民服务。
陶行知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定义教育者的奉献，其变卖家产办学的行动与延安“艰苦奋斗”精神共振。
当代教师以“乐教爱生、甘于奉献”为准则，如宝塔区教体局、吴起教体局等建立师德监督员制度，强化服务育人意识。
六、当代融合实践：红色基因赋能立德树人
（一）课程与阵地建设
延安中学、延安新区第一小学、延安新区第二小学、延安育才学校等打造“校史馆”“红色教育长廊”“红色少年馆”等，开发校本课程《延安红色故事》《延安十三年》《延河故事》等，将延安精神与陶行知思想融入主题活动；延安陶研会通过轮值会长制，让陶行知思想教育沁润到每所学校，进一步深化“生活教育”“平民教育”的现实意义。
延安中学、延安大学等以延安革命旧址为基点，将“教学做合一”转化为新时代的育人智慧和思想。
（二）师资培育机制
教育部推动“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将延安精神研修作为思政教师培训必修课，延安市全市倡导践行“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奏响新时代铸魂强师、全面育人的新时代教育理念机制。同时，在师德评价体系融入“六个维度”，将政治方向、仁爱之心纳入考核，呼应陶行知“人格为本”的师范教育思想。
七、培养担当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
延安精神、陶行知精神与教育家精神的本质一致性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以实践为根基、以民族复兴为使命。
从历史脉络看，陶行知的精神实践早于延安时期，却深刻影响了边区教育政策，成为延安红色教育的重要思想资源；从精神谱系看，陶行知被宋庆龄誉为“万世师表”，其“行—知—行”的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契合，是中国共产党人推崇的典范；从当代弘扬看，教育家精神正是对陶行知式人格与延安式作风的系统集成与时代升华——它不仅是教师的职业要求，更是红色基因在教育领域的延续。
因此，可以说：陶行知精神是教育领域的“延安精神”，而教育家精神是新时代对这两种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延安精神聚焦培养“信念坚定、求真务实”的人才。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将延安精神融入职业教育，强化学生“担当复兴大任”的使命感。
陶行知精神倡导培养“人中人”（全面发展的人），注重创造力与社会责任感。
教育家精神明确“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智慧，要求教育回应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需求。
目标融合：三者均指向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时代新人，呼应教育强国战略。
结语：精神融合赋能立德树人新实践
从历史脉络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普及教育，实行公费义务教育，开展群众性扫盲运动，并创办抗日军政大学、陕甘宁边区中学等新型学校。
陶行知虽未亲赴延安，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深刻影响了边区教育实践。徐特立曾评价：“陶行知的教育学说几乎与我们的教育事业全部一致。”
1940年，董纯才等曾在晓庄学习的党员将陶行知思想引入延安，成立“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实现了两种精神的交汇融合。
因此，可以说：延安精神提供了政治方向与奋斗底色，陶行知精神奠定了教育实践的方法论基础，二者共同孕育了今天所倡导的“教育家精神”。
三者共同指向一个核心使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为延安精神的诞生地，未来延安全市应进一步推动三者在课程设计、师资培训、校园文化中的深度融合，鼓励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自觉践行这三种精神，真正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
（作者单位：延安市新区高级中学教育集团宝塔区第二中学。此文荣获延安市第一届“行知杯”征文评选活动优秀论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