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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6年05月22日
从桥儿沟出发
郭怡彤
  桥儿沟的天主教堂静静矗立着,斑驳的石墙上爬满岁月的青苔。这座西班牙神甫修建的教堂,曾是延安唯一地道的西式建筑,青灰色的石墙与周围的黄土窑洞形成奇异的对照。正是在这里,一群穿着粗布衣裳、吃着小米饭的文艺青年,在抗日烽火中开创了中国现代文艺的新纪元。
  那所学校的名字,叫鲁迅艺术文学院。
  1938年初春,毛泽东、周恩来等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他们决定,以鲁迅的名字命名这所学校,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北关云梯山麓正式成立,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后又增设文学系。毛泽东题写了“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
  在抗日烽火中,这所学校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精英。茅盾、冼星海、艾青、何其芳、周立波等曾在鲁艺任教;贺敬之、穆青、冯牧、王昆、于蓝、郑律成等均为鲁艺学员。仅办学七年,培养学生近七百人。课堂设在狭小的窑洞里,教员仅五十余人,今日看来却都是艺坛巨擘。他们既是艺术家,也是生产者,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开荒上千亩,种粮食、纺羊毛、烧木炭——在劳动中磨炼意志,铸就了崇高的信仰和浪漫的情怀。
  走在鲁艺旧址的窑洞前,我想象着当年的场景:冬夜里,窑洞外寒风刺骨,洞内油灯如豆,年轻的学员围坐一起,听冼星海讲作曲,听何其芳谈诗歌。那油灯的光虽然微弱,却照亮了一条中国文艺的崭新道路。
  1939年春,诗人光未然躺在延安的病床上。几个月前,他两次渡过黄河,目睹了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惊心动魄。在病床上,他用五天时间,将自己渡黄河的经历和在吕梁山的战斗生活浓缩成四百行长诗。3月11日,在一孔窑洞里,就着一盏昏暗的油灯,他用低沉的声音朗诵了《黄河船夫曲》《河边对口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这八个部分的《黄河大合唱》歌词。
  当诵咏声戛然而止,冼星海冲上前一把抓住歌词,激动地喊道:“我有把握把它谱好!”随后,他抱病完成了全部曲谱。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合唱队不到三十人,乐队也不过三十人,但天然的气势却仿佛有千军万马奔腾在舞台上。5月11日,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艺师生再度演出。演出前,他再三嘱咐合唱队员们:“要尽情歌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要把我们的全部感情贯注到歌声中去。”
  《黄河大合唱》从延安的窑洞飞出,飞向全国、飞向世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那怒吼的黄河,正是那个年代所有中国人的心声。
  与音乐创作交相辉映的,是鲁艺美术系的木刻版画。古元、彦涵、胡一川、罗工柳等年轻美术家,以刻刀为武器,创作了大量反映人民生活与斗争的作品。《夺回粮草》《马锡五调解诉讼》《减租会》《人民的刘志丹》——这些黑白分明的木刻,构图粗犷有力,人物形象质朴刚健,震撼了大后方的画坛。鲁艺木刻工作团唱着《到敌人后方去》,带着两百多幅木刻版画,渡黄河,翻吕梁山,到敌后举办展览。他们的刀锋,刻出了人民的面孔,也刻出了时代的风骨。
  鲁艺初期的创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学校最初试图在延安复制正统学院派风格,不少师生几乎不与农民往来,把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描写知识分子上。这种“关门提高”的方式,使鲁艺的创作极大缺乏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
  转机出现在1942年。这一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有力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和“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为革命文艺指明了方向。
  鲁艺师生在学习讲话精神后深刻认识到:只在学院的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的大鲁艺中去学习。他们走出窑洞,下乡、进厂、上前线,吸取多种民间文艺样式加以改造发展,创造出一批既不脱离民俗原貌、又增添了文学艺术性的新文艺样式。
  1943年春节,由鲁艺自编自演的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上演,一时风靡延安。师生们选取流传在陕北民间的古老艺术形式——秧歌,创造性发展出集戏剧、音乐、舞蹈于一身的综合性广场歌舞表演形式,谓之新秧歌。随后,《夫妻识字》《拥军花鼓》《周子山》等秧歌剧纷纷出炉,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由此展开。贺敬之写出了《南泥湾》《翻身道情》等广为流传的歌词;《白毛女》的创作团队是一群平均年龄约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这部民族歌剧后来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
  从“关门提高”到“深入生活”,从窑洞里的书斋到延河畔的广场,鲁艺的转变,不仅是一次创作方法的革新,更是中国文艺精神的一次深刻重塑。它宣告:文艺的根,不在象牙塔里,而在人民生活的广阔大地中。
  站在桥儿沟的窑洞前,我仿佛看见八十多年前那些青春的面庞:二十岁的贺敬之在油灯下写着《南泥湾》的歌词;三十出头的冼星海在简陋的窑洞里谱写着《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古元、彦涵蹲在黄土坡上,用刻刀在木板上刻下人民的面孔。他们都是那样年轻,却用艺术点燃了一个民族的希望。
  延安鲁艺文化中心的一位讲解员说得好:延安鲁艺以民间文化为媒介,描绘出中国现代文艺的新版图,使中国的新文艺在本民族文化土壤中生长发育并走向成熟,促成了人民文艺的建构。如今,三十多所高校和文艺院团都赓续着鲁艺的红色血脉。《黄河大合唱》的旋律仍在延安大剧院唱响,新秧歌的舞步仍在桥儿沟跳起。老一辈鲁艺艺术家们的作品,仍在激励着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
  夕阳西沉,金色的余晖洒在桥儿沟的教堂尖顶上。那些曾在窑洞里燃起的文艺星火,从未熄灭。它们穿越八十多年的时光,依然在这片黄土地上闪耀,照亮着每一个追寻文艺初心的后来者。
  我心中的延安,不只是一座城、一方土,更是一座灯塔。它以鲁艺为代表,告诉每一个文艺工作者:艺术的根在人民,艺术的生命在大地。从窑洞出发的中国文艺,走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走过了新中国建设的岁月,如今正走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而那份“艺术为人民”的初心,如同一束永不熄灭的灯火,从延安的窑洞传出,一代代传递,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