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抗战史研究呈现明显的“微观转向”，研究者日益关注普通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体验与表达。正如黄道炫曾在研究中多次指出，有价值的记载并不一定出自大人物之手。战场上普通士兵的非公开个体记事，往往比官方档案更能透射真实的历史细节。这一研究视角的转换，不仅丰富了历史叙事的层次，也为理解复杂历史现象提供了新的路径。
　　敌伪私记（日记、家书等）作为记录战争直接参与者、施害者具体心态的第一手资料，虽不可避免地带有侵略者的偏见，却也从反面印证了中国军民抗战的真实面貌，为抗战历史提供“他者”镜像下的史料支撑。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基于敌军私人记录，分析中国抗战中群众路线、游击战术及军队战斗意志在敌军视角下的呈现。
　　一、“军民难辨”：群众路线的敌军视角印证
　　华中方面军官兵私记中，“军民难辨”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源于中国抗战中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即军事力量与人民群众的深度融合。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中共着力推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同时积极开展民运工作，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抗战后期，华中抗日根据地贯彻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赢得各阶层民众的支持。这种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做法，使中共真正成为民众的“子弟兵”，为全民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的松岛博，于1940年被派往华中地区，并在日军占领区内服役。他在日记中写道：“昭和13年11月石谷部队最初来到此地时，听说吃了不少苦头。到处都是敌人。在部落中前行，或是道路上行走都有危险，所以都是一边砸掉民家的墙一边扫荡前进。”这种如履薄冰的行军状态，反映了日军在群众战争环境中所处的被动局面。
　　第十军在登陆杭州湾之前，参谋长向各部队发出的“军参谋长注意事项”中，包含一条关于“注意中国居民”的指示：“在华北，特别是上海方面之战场，普通居民，即使是老人、妇女、儿童充当敌之间谍，或把日军的位置告知敌军，或诱导敌军袭击日军，或危害单独日本士兵等难得疏忽的事例甚多，因此，必须予以特别注意，特别是后方部队，更是如此，在确认为如此的情况下，决不宽容，应采取断然处置。”
　　作战指示从敌伪视角印证了中国军民抗战的高度一体化。从华北到上海，普通民众深度融入抗战体系，承担情报传递、作战引导甚至直接袭击等任务。该指令将全体居民视为“不可掉以轻心”的抵抗力量。
　　在面对日军“讨伐”时，军民同样紧密协作，抵御日军对根据地的进攻，这表现在高效的情报工作方面。在日军讨伐前，中共能在群众的帮助下得到准确情报，做好战斗或转移的准备，所以日军形容“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白，宛如坠入五里雾中，进行难以捉摸的作战”。这种“情报失明”的困境，源于情报网络的广泛覆盖与高效运作。
　　中共情报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卓越成效，离不开群众的广泛支持。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群众主动为中共传递消息、监视敌人动向，形成了全民情报网络。敌伪在扫荡时发现，“日军所到之处，不见一个村民”。群众早已将日军的行动信息传递给共产党，并配合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让其“抢无可抢，困饿交加”。这种“敌动我知、敌未动我先知”的情报优势，让中共总能占据战场主动，给敌伪造成了持续的心理压力。
　　二、“神秘莫测”：游击战术的敌军心理反应
　　华中方面军官兵的私记中，不仅是战场动态的记录，更是侵略者在人民环境中，心理状态从盲目骄狂走向彻底幻灭的真实写照。这一心理嬗变过程，从反面印证了中国抗战战略——尤其是持久战与游击战对敌军精神意志的侵蚀。
　　侵华之初，敌伪普遍受军国主义思想蛊惑，怀有极端的扩张傲慢，其心理基础建立在对中国军事力量与抵抗意志的严重低估之上。藤根籍兵士高桥千太郎，在信里吹嘘自己参加的“清丰城之战”“百花津之战”“百泉河边之战”等“快举”。这种骄狂心理，在进入华中敌后战场后迅速遭遇了现实的挫败。随着游击战术展开，日军发现其预想的“速战速决”完全失效，高密度的微观抵抗开始消解其宏大叙事下的“必胜信心”。
　　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中国军民采取灵活机动的袭扰战术，敌伪长期处于高度的精神紧张状态。这种“情报失明”与“处处遇袭”的困境，直接导致了敌军基层士兵心理防线的松动。1938年3月5日，岩崎昌治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即便是风吹的声音也会感觉到是匪贼。”这种极度的不安全感，源于其补给线与驻地时刻面临被渗透的威胁。1938年5月20日，日军士兵高桥长市在家书中写道：“敌人藏匿在铁路周围的麦田中，趁我方兵力薄弱便开枪射击或者炸毁铁路，使得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战场压力使敌伪从肉体疲惫演变为精神萎靡，其侵略热情在无尽的损耗中逐渐被恐惧所取代。
　　到抗战后期，敌伪基层士兵对战争前途的绝望感已无法掩饰，甚至产生了一些带有荒诞色彩的病态认知，这恰恰反映了中国全民抗战对敌军造成的毁灭性精神冲击。士兵高桥政之在信中抱怨：“之前因为天气冷一直没出来的虱子，随着气温升高开始吸食士兵的身体，将兵们觉得连虱子都怀着抗日思想。”这一记录从侧面印证中国抗战“全民参与、无处不在”的深度。这种心理崩溃并非个案，而是随着持久战的推移，敌伪官兵在认识到自身陷入泥淖后的集体性反应。心理层面的惶惑与绝望，与日方高层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大东亚新秩序建设的真正敌人”的判断形成互证。
　　三、“勇猛精进”：中国军队抗战意志的敌军见证
　　华中方面军官兵的私记中，反复印证着同一事实，即中国军队始终进行着顽强抵抗。其家信中留下了诸多相关记载：
　　“上海南京之间仅仅七十里的地方，我军吃了多少苦啊”（1938年1月14日，高桥忠光书简）
　　“工兵浑身是泥地过来讲着敌人防备之严，听完切齿扼腕。”（1937年9月11日，高桥忠光日记）
　　“这次的战斗在山里，敌人阵地相当顽强，友军损失相当。”（1938年3月12日，石川庄七书简）
　　“他们并不是像在内地听说的那样很快就会逃跑，而是非常顽固，让我军甚是苦恼。”（1938年或1939年11月21日，石川庄七书简）
　　士兵甚至抱怨“之前因为天气冷一直没出来的虱子，随着气温升高开始吸食士兵的身体，将兵们觉得连虱子都怀着抗日思想”（年不详，2月1日，高桥政之书简）
　　战场亲历者的真实感受，与日本国内所宣传的“连战连胜”景象大相径庭。战场的实情颠覆了士兵关于中国军队的固有印象，瓦解了日本媒体制造的“陆军威武”“皇军至强”的舆论假象。正因如此，多数日本士兵都对战争的前途抱有疑虑。
　　更令敌伪感到战栗的是，这种抗战意志并非单纯的军事抵抗，而是源于严明的纪律与深刻的政治动员。1944年1月5日，日本天皇之弟三笠宫亲王在《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一文中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生活作风节俭，对民众纪律严明，日本军队无法与之比拟，直言“日本军队根本无法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对阵”。这种认知转向，从反面有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装备劣势下，凭借卓越的战斗意志与政治觉悟，构建起了令侵略者无法逾越的精神屏障。
　　敌伪私人记录作为来自“加害者”的自供状，从侵略者角度记录了中国方面灵活高明的游击战术、坚韧的军队素质，刻画了中国抗日军民密不可分的抗战图景，也映照出日军由狂妄走向迷茫的思想变化。这些记录不仅还原了抗日战场的真实状态，也客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所发挥的中坚作用。通过对敌军私人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人民战争的有效组织、灵活机动的战术体系以及严明的军队纪律，构成了中国抗战持久坚持并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支撑。而这些，恰恰是在侵略者最不愿承认却又不得不面对的历史事实中得以显现的。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二战时期侵华日军私记中的在华暴行与心理书写研究”（25CSS029）；2025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日本民众与军队互动关系批判研究”（2025SJZD016）；2025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抗战时期中共形象国际传播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