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7月07日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县域基层治理实践路径与机制创新研究
王宇龙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不断夯实基层基础，提升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效能”。边疆民族地区县域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以边疆民族地区县域基层治理推动社会治理，这是新时代条件下推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强边固防、推动沿边开发开放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耿马自治县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基本特点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成立于1955年10月16日，是云南省29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和25个边境县之一。全县国土总面积383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8.33万人，县辖9个乡（镇），其中孟定镇为副县级镇，清水河口岸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耿马与缅甸山水相连，国境线长47.35公里。境内居住着24个民族，其中10个世居民族、9个跨境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5.3% 。
2025年3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调研时强调：“云南民族众多，要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切实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近年来，耿马自治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精神，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融合民族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积极探索具有云南边疆民族特色的基层治理实践路径和机制创新对策。
（一）“守治”融合，筑牢边陲安全防线。将基层自治与强边固防深度融合，构建“党政军警民”一体化治理格局，形成“守边即自治、自治促守边”的双向机制。依托“五级书记抓边防”责任链条，实现边境联防所与自治网格精准对接，在联防所全覆盖建立临时党支部，构建“县委统揽—乡镇党委主抓—联防所党支部落实—党员中心户包片—边民网格联动”的红色自治防线。
（二）文化嵌入，凝聚共有精神家园。充分激活世居民族的传统治理智慧，将民族习俗、伦理规范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自治体系。针对多民族聚居特点，以“火塘会”“院坝会”“田间课堂”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商议村务，推动各民族主动参与矛盾调解、政策落实等自治事务。推行“自然村长+网格+警格”治理模式，选拔民族威望高的群众担任微网格长、义警队长，使傣族的“议事传统”、佤族的“头人调解”等智慧融入现代自治体系。
（三）多元主体，构建协同共治格局。受跨境人员流动、多部门监管重叠等因素影响，突破“村寨内部自治”局限，构建“党政军警民+跨境协作”的多元治理体系。一方面，整合乡镇政府、村（社区）“两委”、驻村工作队、民间组织等力量，破解“政府单打独斗”困境；另一方面，与邻国边境乡镇建立“跨境矛盾联调”“疫病联防”“跨境违法犯罪联处”等机制，依托孟定清水河口岸优势，形成“口岸管控—村寨自治”联动体系。创新“一呼十应”微网格机制，通过应急口哨实现“一声呼叫、周边响应”。借助“党支部+警务室+联防所”联建模式，打通口岸边检、派出所与村寨自治组织的数据通道，实现跨境风险与村内隐患的协同处置，保障边境贸易与社会稳定同步推进。
二、耿马自治县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主要做法
（一）坚持党建引领，建强组织保障体系。坚持党建引领，在边境联防所全覆盖建立临时党支部，打造“百米有党员、千米建支部”的红色自治防线，建强红色堡垒，深化“党政军警民”联合党支部建设，确保边疆民族地区自治方向不偏、力量集中。在大水井村等村寨成立“遂行军事任务型”联合党支部，由村党总支书记、民警、边防党员共同任职，每月开展联合议事、巡边等活动。创新治理载体，推行“自然村长”制度，将全县83个农村行政村划分为233个片区，选派优秀干部233名，累计走访群众25万余人次，指导修改完善村规民约496份，解决诉求793起。创新“界碑主题党日”制度，每月组织军地党员开展升国旗、巡边境、解难题等“五个一”活动，强化党员护边自治意识。
（二）创新治理载体，激活群众内生动力。针对边疆民族群众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差异，耿马县创新一批本土化自治载体。一是开展“协商院坝会”“火塘会”“户长会”等，以拉家常、讲故事的方式讨论村寨事务，避免“会议室决策”的疏离感；二是推行网格化精细治理，在1137个基础网格上划分6512个微网格，配备“微网格员”。2025年，依托“微网格”，排查各类矛盾纠纷3555件，化解3485件。三是技防赋能守边自治，部署技防点位2000余个、震动光纤110余公里，依托“联防平台”“云治理App”建立“云端督+实地查”体系，实现“1分钟响应、3分钟处置”，2025年智能处置预警80.27万条。四是推动多元力量协同参与，发动自然村长担任义警先锋队队长，组建“红袖标义务巡防队”“平安护学志愿队”等特色队伍。通过“平安守护”微信群收集线索，累计获取案件线索237条，协助破获案件197起，矛盾纠纷化解率提升至90%。五是以“党建引领+”模式激活“接地气”的自治。依托耿马益家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聚焦“一老一小”开展剪纸、四点半课堂等154场活动，服务覆盖8个小组、2787人，并孵化社区志愿队伍，将专业服务转化为居民可感可及的自治活力。
（三）聚焦民生导向，形成“利益共享”格局。以“民生实事+产业发展”模式，激发群众参与自治活力。一是推行“小事快办聚民心”机制，实行“村民点单、村（社区）‘两委’派单、自然村长、党员接单”，解决修水渠、安装路灯等“微民生”问题。例如，耿马镇团结村“自然村长”积极与驻耿部队沟通，协调资金11万元，修建硬化入户路及小组党员活动场所道路约2.5公里，安装路灯10盏。二是推动产业增收强动力，按照“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党员聚在产业链上、农户富在产业链上”的思路，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和“党员示范、互助帮带”策略，以村党组织为引领，让群众在“得实惠”中主动参与产业规划、利益分配等自治事务，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三是着力破解民生难题。贺派乡芒那自然村通过“七个一点”模式筹集资金24万余元，发动群众投工投劳整治污水沟1200余米；全县“自然村长”协调资金修缮道路7500米、整治污水沟1.2万米，为独居老人安装监控和应急报警器，通过“小事快办、实事办好”提升群众自治认同感。
三、耿马自治县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群众治理意愿强烈与治理素质能力欠缺的矛盾。一方面，边境村寨自治骨干多为老人、妇女，存在“想干事但缺精力”的问题；另一方面，部分自治带头人、“自然村长”和微网格员虽发挥重要作用，但在法律知识、矛盾调解技巧、项目管理、数字化治理等方面培训不足，面对跨境矛盾、民族纠纷等复杂问题时“不敢管、不会管”，影响治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
（二）对县级财政的高度依赖与政策性保障力度不足的失衡。一是自治经费高度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县级财政自身支撑能力有限，村集体经济薄弱，多数村寨“无钱办事”，难以支撑议事协商、民生服务等自治活动，一旦外部资源减少，治理可持续性将面临考验；二是产业支撑不足，多数村寨以传统种植养殖为主，抗风险能力弱，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群众增收受挫，自治参与动力随之下降；三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存在短板，边疆地区地理条件复杂，信息网络、交通设施等硬件投入不足，制约数字化治理等现代化手段的应用，也影响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基层自治水平的提升。四是技防设施覆盖不均，偏远村寨尚未安装监控、预警设备，仍依赖“人巡+狗防”传统模式。
（三）边境跨域协同治理机制存在结构性缺陷。耿马县边境线长，治理涉及海关、边检、军警、乡镇政府等多部门，但现有协同多停留在“应急联动”层面，主要表现为：一是数据不互通，各部门信息系统独立，如边检部门掌握的跨境人员数据、乡镇政府掌握的村民信息无法共享，导致“重复登记、漏管漏控”；二是权责不清晰，面对非法走私、偷渡等问题，常出现“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情况；三是跨境协作薄弱，与邻国边境地区的合作多为“民间自发”，缺乏官方层面的制度性约定，难以应对复杂问题，处置效率不高。
（四）现行民族治理架构与民族地区发展实际的契合度不足。一是村规民约“同质化”，未融入民族习俗、伦理规范，如傣族“泼水节管理”、佤族“青苗节”等特殊需求未得到体现，导致群众不认同、不遵守；二是传统治理载体流失，年轻一代对“火塘会”“院坝会”等传统形式兴趣下降，而新的自治形式未及时培育，出现“治理载体断层”。
（五）现代治理理念与民族传统习俗的博弈。部分自治制度与民族传统习俗衔接不够紧密，文化冲突偶有发生。如部分政策推行过程中忽视民族禁忌，在信仰佛教的村寨强制推行“火葬”，引发群众抵触，影响自治根基。
四、耿马自治县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的对策建议
县域作为基层治理的关键单元，其自治实践既要守住“固边戍边”的底线，也要激活“民族共治”的活力，更要衔接“民生发展”的主线。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的重要论述，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县域基层自治特点，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耿马贡献。
（一）以“人才汇聚”注入“精神力量”。一是精准实施“自治人才回引计划”。通过出台创业补贴、住房优惠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增强政策吸引力，鼓励引导民族青年、退伍军人返乡投身基层治理事业。在此基础上，深化“头雁培养”工程，重点从返乡人才、本土精英中选拔骨干，充实村（社区）自治队伍。针对性地开展“民族语言+治理技能”双培训，全面提升其政策理解、矛盾调解与数字化治理能力，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动态更新的双语人才库，形成可持续的人才培养与储备机制。二是系统构建“老带新、兵带民”的结对传承机制。通过言传身教与实践砥砺，加速培育既懂民族传统又谙现代治理的复合型自治人才。同时，特邀阅历丰富的老干部、老党员组建“戍边自治宣讲团”，以其亲身经历开设“薪火课堂”，将宝贵的守土固边经验、民族调解智慧与服务群众心得代代相传，为基层治理注入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
（二）以“政策倾斜”凝聚“发展动能”。一是强化资源精准投放。对边远山区和边境一线的基层自治给予持续性、战略性经费倾斜。创新构建“县财政刚性保障+口岸收益弹性反哺”的多元化资金机制，形成稳定可靠的财力支撑。全面推进技防设施与文化阵地建设，实现物防技防的“硬支撑”与人文凝聚的“软实力”在边境地区的全域覆盖，筑牢长治久安的根基。
（三）以“产业兴旺”推动“有效治理”。深化“产业+自治”融合发展模式。立足资源禀赋，精准施策，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农村电商等优势产业，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将产业发展成果有效转化为组织动员能力，为基层自治注入强劲动能，形成“产业兴、集体强、治理活”的良性循环，切实增强自治的内生动力。
（四）以“协同共治”促进“能力互补”。一是系统完善“党政军警民”联合指挥中心的统筹协调职能，通过提级赋能，使其成为边境治理的坚强中枢。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联席会议机制，有效破除部门间的数据壁垒与信息孤岛，确保边境态势感知、矛盾风险排查等关键信息实时共享、无缝流转，构建起统一指挥、联动高效的一体化运作格局。二是着力深化“党支部+警务室+联防所”联建机制。构建职责清晰、行动协同的作战单元，坚持每月开展联合巡边与应急演练，以常态化的联合行动促进信息互通、指挥协同和能力互补，显著提升对跨境风险的预警防范与协同处置效能，打造平急结合、无缝联动的边境防护体系。
（五）以“三治融合”构建“共治共享”。一是健全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推动健全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深入挖掘和融入傣族尊老爱幼、佤族团结互助等民族传统美德，以及守土有责、戍边光荣的时代要求。创新运用“火塘会”“界碑议事”等传统议事形式，同时结合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技术，以生动直观的方式展现议事过程，吸引年轻群体关注和参与。通过线上互动与线下实践相结合，既传承了民族议事传统，又拓展了民族群众的参与渠道，让村规民约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成为凝聚共识、规范行为、促进治理的有效载体。二是深入开展“民族团结示范网格”创建活动，将民族团结的宏大叙事融入基层治理的“细胞工程”。依托各族文艺宣传队，以生动鲜活的形式讲述戍边固疆、团结自治的感人故事，有效激发各族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以此推动形成各民族共商村务、共守边疆、共享发展的生动局面，构建起“边疆稳固、民族和睦、百姓富裕”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作者单位：中国共产党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委员会党校；本文系中共临沧市委党校批准课题“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县域基层治理实践路径与机制创新研究——以耿马自治县为例”（课题批准号2026LCDXXT12）研究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不断夯实基层基础，提升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效能”。边疆民族地区县域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以边疆民族地区县域基层治理推动社会治理，这是新时代条件下推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强边固防、推动沿边开发开放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耿马自治县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基本特点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成立于1955年10月16日，是云南省29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和25个边境县之一。全县国土总面积383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8.33万人，县辖9个乡（镇），其中孟定镇为副县级镇，清水河口岸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耿马与缅甸山水相连，国境线长47.35公里。境内居住着24个民族，其中10个世居民族、9个跨境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5.3% 。
2025年3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调研时强调：“云南民族众多，要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切实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近年来，耿马自治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精神，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融合民族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积极探索具有云南边疆民族特色的基层治理实践路径和机制创新对策。
（一）“守治”融合，筑牢边陲安全防线。将基层自治与强边固防深度融合，构建“党政军警民”一体化治理格局，形成“守边即自治、自治促守边”的双向机制。依托“五级书记抓边防”责任链条，实现边境联防所与自治网格精准对接，在联防所全覆盖建立临时党支部，构建“县委统揽—乡镇党委主抓—联防所党支部落实—党员中心户包片—边民网格联动”的红色自治防线。
（二）文化嵌入，凝聚共有精神家园。充分激活世居民族的传统治理智慧，将民族习俗、伦理规范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自治体系。针对多民族聚居特点，以“火塘会”“院坝会”“田间课堂”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商议村务，推动各民族主动参与矛盾调解、政策落实等自治事务。推行“自然村长+网格+警格”治理模式，选拔民族威望高的群众担任微网格长、义警队长，使傣族的“议事传统”、佤族的“头人调解”等智慧融入现代自治体系。
（三）多元主体，构建协同共治格局。受跨境人员流动、多部门监管重叠等因素影响，突破“村寨内部自治”局限，构建“党政军警民+跨境协作”的多元治理体系。一方面，整合乡镇政府、村（社区）“两委”、驻村工作队、民间组织等力量，破解“政府单打独斗”困境；另一方面，与邻国边境乡镇建立“跨境矛盾联调”“疫病联防”“跨境违法犯罪联处”等机制，依托孟定清水河口岸优势，形成“口岸管控—村寨自治”联动体系。创新“一呼十应”微网格机制，通过应急口哨实现“一声呼叫、周边响应”。借助“党支部+警务室+联防所”联建模式，打通口岸边检、派出所与村寨自治组织的数据通道，实现跨境风险与村内隐患的协同处置，保障边境贸易与社会稳定同步推进。
二、耿马自治县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主要做法
（一）坚持党建引领，建强组织保障体系。坚持党建引领，在边境联防所全覆盖建立临时党支部，打造“百米有党员、千米建支部”的红色自治防线，建强红色堡垒，深化“党政军警民”联合党支部建设，确保边疆民族地区自治方向不偏、力量集中。在大水井村等村寨成立“遂行军事任务型”联合党支部，由村党总支书记、民警、边防党员共同任职，每月开展联合议事、巡边等活动。创新治理载体，推行“自然村长”制度，将全县83个农村行政村划分为233个片区，选派优秀干部233名，累计走访群众25万余人次，指导修改完善村规民约496份，解决诉求793起。创新“界碑主题党日”制度，每月组织军地党员开展升国旗、巡边境、解难题等“五个一”活动，强化党员护边自治意识。
（二）创新治理载体，激活群众内生动力。针对边疆民族群众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差异，耿马县创新一批本土化自治载体。一是开展“协商院坝会”“火塘会”“户长会”等，以拉家常、讲故事的方式讨论村寨事务，避免“会议室决策”的疏离感；二是推行网格化精细治理，在1137个基础网格上划分6512个微网格，配备“微网格员”。2025年，依托“微网格”，排查各类矛盾纠纷3555件，化解3485件。三是技防赋能守边自治，部署技防点位2000余个、震动光纤110余公里，依托“联防平台”“云治理App”建立“云端督+实地查”体系，实现“1分钟响应、3分钟处置”，2025年智能处置预警80.27万条。四是推动多元力量协同参与，发动自然村长担任义警先锋队队长，组建“红袖标义务巡防队”“平安护学志愿队”等特色队伍。通过“平安守护”微信群收集线索，累计获取案件线索237条，协助破获案件197起，矛盾纠纷化解率提升至90%。五是以“党建引领+”模式激活“接地气”的自治。依托耿马益家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聚焦“一老一小”开展剪纸、四点半课堂等154场活动，服务覆盖8个小组、2787人，并孵化社区志愿队伍，将专业服务转化为居民可感可及的自治活力。
（三）聚焦民生导向，形成“利益共享”格局。以“民生实事+产业发展”模式，激发群众参与自治活力。一是推行“小事快办聚民心”机制，实行“村民点单、村（社区）‘两委’派单、自然村长、党员接单”，解决修水渠、安装路灯等“微民生”问题。例如，耿马镇团结村“自然村长”积极与驻耿部队沟通，协调资金11万元，修建硬化入户路及小组党员活动场所道路约2.5公里，安装路灯10盏。二是推动产业增收强动力，按照“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党员聚在产业链上、农户富在产业链上”的思路，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和“党员示范、互助帮带”策略，以村党组织为引领，让群众在“得实惠”中主动参与产业规划、利益分配等自治事务，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三是着力破解民生难题。贺派乡芒那自然村通过“七个一点”模式筹集资金24万余元，发动群众投工投劳整治污水沟1200余米；全县“自然村长”协调资金修缮道路7500米、整治污水沟1.2万米，为独居老人安装监控和应急报警器，通过“小事快办、实事办好”提升群众自治认同感。
三、耿马自治县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群众治理意愿强烈与治理素质能力欠缺的矛盾。一方面，边境村寨自治骨干多为老人、妇女，存在“想干事但缺精力”的问题；另一方面，部分自治带头人、“自然村长”和微网格员虽发挥重要作用，但在法律知识、矛盾调解技巧、项目管理、数字化治理等方面培训不足，面对跨境矛盾、民族纠纷等复杂问题时“不敢管、不会管”，影响治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
（二）对县级财政的高度依赖与政策性保障力度不足的失衡。一是自治经费高度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县级财政自身支撑能力有限，村集体经济薄弱，多数村寨“无钱办事”，难以支撑议事协商、民生服务等自治活动，一旦外部资源减少，治理可持续性将面临考验；二是产业支撑不足，多数村寨以传统种植养殖为主，抗风险能力弱，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群众增收受挫，自治参与动力随之下降；三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存在短板，边疆地区地理条件复杂，信息网络、交通设施等硬件投入不足，制约数字化治理等现代化手段的应用，也影响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基层自治水平的提升。四是技防设施覆盖不均，偏远村寨尚未安装监控、预警设备，仍依赖“人巡+狗防”传统模式。
（三）边境跨域协同治理机制存在结构性缺陷。耿马县边境线长，治理涉及海关、边检、军警、乡镇政府等多部门，但现有协同多停留在“应急联动”层面，主要表现为：一是数据不互通，各部门信息系统独立，如边检部门掌握的跨境人员数据、乡镇政府掌握的村民信息无法共享，导致“重复登记、漏管漏控”；二是权责不清晰，面对非法走私、偷渡等问题，常出现“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情况；三是跨境协作薄弱，与邻国边境地区的合作多为“民间自发”，缺乏官方层面的制度性约定，难以应对复杂问题，处置效率不高。
（四）现行民族治理架构与民族地区发展实际的契合度不足。一是村规民约“同质化”，未融入民族习俗、伦理规范，如傣族“泼水节管理”、佤族“青苗节”等特殊需求未得到体现，导致群众不认同、不遵守；二是传统治理载体流失，年轻一代对“火塘会”“院坝会”等传统形式兴趣下降，而新的自治形式未及时培育，出现“治理载体断层”。
（五）现代治理理念与民族传统习俗的博弈。部分自治制度与民族传统习俗衔接不够紧密，文化冲突偶有发生。如部分政策推行过程中忽视民族禁忌，在信仰佛教的村寨强制推行“火葬”，引发群众抵触，影响自治根基。
四、耿马自治县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的对策建议
县域作为基层治理的关键单元，其自治实践既要守住“固边戍边”的底线，也要激活“民族共治”的活力，更要衔接“民生发展”的主线。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的重要论述，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县域基层自治特点，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耿马贡献。
（一）以“人才汇聚”注入“精神力量”。一是精准实施“自治人才回引计划”。通过出台创业补贴、住房优惠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增强政策吸引力，鼓励引导民族青年、退伍军人返乡投身基层治理事业。在此基础上，深化“头雁培养”工程，重点从返乡人才、本土精英中选拔骨干，充实村（社区）自治队伍。针对性地开展“民族语言+治理技能”双培训，全面提升其政策理解、矛盾调解与数字化治理能力，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动态更新的双语人才库，形成可持续的人才培养与储备机制。二是系统构建“老带新、兵带民”的结对传承机制。通过言传身教与实践砥砺，加速培育既懂民族传统又谙现代治理的复合型自治人才。同时，特邀阅历丰富的老干部、老党员组建“戍边自治宣讲团”，以其亲身经历开设“薪火课堂”，将宝贵的守土固边经验、民族调解智慧与服务群众心得代代相传，为基层治理注入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
（二）以“政策倾斜”凝聚“发展动能”。一是强化资源精准投放。对边远山区和边境一线的基层自治给予持续性、战略性经费倾斜。创新构建“县财政刚性保障+口岸收益弹性反哺”的多元化资金机制，形成稳定可靠的财力支撑。全面推进技防设施与文化阵地建设，实现物防技防的“硬支撑”与人文凝聚的“软实力”在边境地区的全域覆盖，筑牢长治久安的根基。
（三）以“产业兴旺”推动“有效治理”。深化“产业+自治”融合发展模式。立足资源禀赋，精准施策，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农村电商等优势产业，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将产业发展成果有效转化为组织动员能力，为基层自治注入强劲动能，形成“产业兴、集体强、治理活”的良性循环，切实增强自治的内生动力。
（四）以“协同共治”促进“能力互补”。一是系统完善“党政军警民”联合指挥中心的统筹协调职能，通过提级赋能，使其成为边境治理的坚强中枢。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联席会议机制，有效破除部门间的数据壁垒与信息孤岛，确保边境态势感知、矛盾风险排查等关键信息实时共享、无缝流转，构建起统一指挥、联动高效的一体化运作格局。二是着力深化“党支部+警务室+联防所”联建机制。构建职责清晰、行动协同的作战单元，坚持每月开展联合巡边与应急演练，以常态化的联合行动促进信息互通、指挥协同和能力互补，显著提升对跨境风险的预警防范与协同处置效能，打造平急结合、无缝联动的边境防护体系。
（五）以“三治融合”构建“共治共享”。一是健全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推动健全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深入挖掘和融入傣族尊老爱幼、佤族团结互助等民族传统美德，以及守土有责、戍边光荣的时代要求。创新运用“火塘会”“界碑议事”等传统议事形式，同时结合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技术，以生动直观的方式展现议事过程，吸引年轻群体关注和参与。通过线上互动与线下实践相结合，既传承了民族议事传统，又拓展了民族群众的参与渠道，让村规民约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成为凝聚共识、规范行为、促进治理的有效载体。二是深入开展“民族团结示范网格”创建活动，将民族团结的宏大叙事融入基层治理的“细胞工程”。依托各族文艺宣传队，以生动鲜活的形式讲述戍边固疆、团结自治的感人故事，有效激发各族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以此推动形成各民族共商村务、共守边疆、共享发展的生动局面，构建起“边疆稳固、民族和睦、百姓富裕”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作者单位：中国共产党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委员会党校；本文系中共临沧市委党校批准课题“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县域基层治理实践路径与机制创新研究——以耿马自治县为例”（课题批准号2026LCDXXT12）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