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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里那一抹红
那天中午吃罢饭，我下楼到院子里散步，不经意间一抬头，前面楼巷里一抹红倏地从眼前掠过，如旗帜，似朝霞，十分亮丽耀眼！炎炎夏日，大晌午的，是谁人如此匆忙？我立即加快脚步，匆匆赶了过去，想探个究竟。然而，视野所及，只有往来的行人和车辆，唯独不见那闪耀的飘红！
就在我迷惑不定时，那抹红又突然出现了，若隐若现，由远方向我飞来。我定睛细看，只见那抹红，行动迅速，在车辆和行人中左躲右闪。待到达我的面前时，我这才发现她是一位女士。从相貌上看，年龄四十大几，身材精瘦，上穿红衣衫，下着牛仔裤，头戴遮阳帽，骑一辆电动摩托车；车前的铁丝篓里摞着厚厚一沓报纸，车后座绑着的塑料箱里堆着瓶装和袋装牛奶。也许是天气炎热，也许是急于赶路，她的额头上沁着汗珠，满脸焦急的样子。出于礼貌，我没好意思拦她询问。可她行色匆匆、轻盈飞快的举动，却令我一时费解！
那抹红，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淡出了我的脑际。可万万没有料到，几天后，那抹红再次显现了。不过，这次不是在街巷里，而是在我所居住的小区间。此时的那抹红，也不像我上次看到的在车辆和行人中飘忽不定，而是明显地放缓了速度。噢，又是她！只见她推着电动摩托车，不慌不忙，从楼的这个单元走到那个单元，将摩托车前篓里的报纸和后塑料箱里的牛奶，拿出几份，依次放进一层楼梯口的报纸和牛奶栏里。
这下我彻底明白了，原来她是一名投递员！望着她瘦小而忙碌的身影，我忽然想起了早年乡下那些邮递员来。那时，偏远山乡人们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与外界联系，掌握信息，全凭广播、报纸和书信传递。那些邮递员们，常常斜挎着绿色帆布包，里边装着报纸、信件，徒步穿行在大山深处的乡间小道上，隔三岔五来村上一趟。每到一处，就将所要投递的报纸、信件放到大队部和村小学里，然后再由路人或学生娃娃们负责转捎到各个生产队或具体收信人。而邮递员们又将乡民们急需向外投寄的书信和八分邮票、二分信封钱带上，回到镇里邮电所，买来信封和邮票，写好信皮内容，贴上邮票，替百姓们再投寄出去，充当了山乡与外界联系的鸿雁。有时还要替那些行动不便或顾不上赶集上会的农人们置办货物。他们往往行色匆匆，有时为了赶路，竟忙得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放下报纸和信件便又急急忙忙地上路了，人影很快就消失在茫茫的大山之中。不要问，那肯定又赶往下一个投递点去了。
那时上小学的我，对邮递员格外敬重，整日最盼望得是邮递员的到来。因为邮递员一到，就意味着报纸和信件必到，更重要的是又能够多了解一些山外的信息和新奇事儿了，常常给人以希望和信心。可眼下，偏远山乡交通畅通了，信息发达了，人口减少了，自然用不着过多的邮递员了。人们不出家门，就可以了解到天下大事。有什么事，很少写信，而是一个电话、一条手机短信就能够解决问题。这当然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无疑是一件好事。然而，居住更加集中、交通更加便捷、信息更加通畅的城市，反倒缺少更多的邮递员了。想一想，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征订户，仅仅靠某一部门一一发送行吗？而这些小小的投递员们，正好解决了这一难题，架起了信息的桥梁，成了有关方面联系千家万户的纽带，进而使更多的人感受到了社会和谐、人间真情。所以，他们同样令人心生敬重……
她发现我一直在打量她，大概以为我想要报纸看，便顺手拿了一份《华商报》递给我。我很是感激地从她的手中接过报纸，一边翻阅着，一边与她攀谈起来。从交谈中，我得知她姓刘，名延琴，年方49岁。老家在100公里开外的乡下。为供两个孩子上学，早在1999年秋就与丈夫离开农村，举家来到市里闯荡，靠打工谋生。最初她受雇于一所私立中学做饭，丈夫被《华商报》发行站聘为投递员。经过几年投递，丈夫感到投递员工作较为固定，业务单纯又很有意义，就鼓动妻子她也加入进来。投递员的主要任务是送报、送快件，同时兼顾送牛奶，工作异常繁忙辛苦，一年四季除了春节七天长假，几乎再没有节假日，更没有双休日。为不耽误投递时间，她总是每天六点起床，吃了早饭、干完家务活之后，于上午9点准时赶到发行站，领了报纸和快件，按照自己负责的区域，将这些物品逐一送到客户手中。待送完后，往往就到下午三四点了。然而她还不能够回家休息，因为接下来还要完成站上摊派的几十份牛奶零售任务。直到晚上7点多才能够回到家中。由于她品行好，人勤快，工作认真负责，很快就被发行站聘为长期雇用人员。就这样，夫妇二人风里来、雨里去，顶酷暑、战严寒，一干就是15年，从未发生投递意外，贻误过正常工作。现在，刘延琴负责着城区一大片117个客户的报纸发送，并兼顾片区快件投递和40余户送奶任务，每月工资2000元左右，加上充当替补投递员的丈夫每月收入2000多元，全家月收入共4000余元。好在女儿已出嫁，儿子外出打工，家庭花销还能凑合。
我十分明白，随着农民进城的大潮，有很多移居城市的人们，没有“用武”之地，赚钱很不容易。而刘延琴夫妇他们还算幸运，最起码还谋来一份相对固定的工作，有了一些稳定的收入。我虽然这样慰藉他们，也这样安慰自己，可一颗惆怅的心依然不能释然。是啊，他们居住的环境如何？生活的质量怎样？这些问题一直在纠结着我。
一天晚上，我和小惠按照刘延琴事先留下的地址，费了很大周折终于找到了她的家。这是居住十分拥挤、非常杂乱的一个小区。她所租赁的房子在半山坡二层的小楼上。进门后，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陈设简单而整齐。此时，刘延琴的丈夫王延明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刘延琴忙着收拾房子。夫妻俩热情地招呼我落坐，并给我沏上了一杯茶。品着茶，与刘延琴两口子聊起从前乡居的日子，聊到现在的打工生活，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从夫妻二人质朴的言谈中，我感受到了他们对当下的工作是如此地珍惜，对生活是如此地满意、欣慰。
起身告别时，我猛然看到了右侧墙壁上悬挂的三张彩色照片，一张是全家福，另外两张是刘延琴和丈夫王延明的结婚照，看上去是那样洒脱和浪漫，分明不是刚结婚时的照片。见我一脸茫然，王延明笑着说：“这是前几年我俩补拍的结婚照。”刘延琴也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插话道：“让您见笑了！”“不，挺好的。”我回答说。从他们的言语中，从他们的笑脸上，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知足、他们的幸福，以及他们对未来工作和生活充满的信心！
祁玉江
就在我迷惑不定时，那抹红又突然出现了，若隐若现，由远方向我飞来。我定睛细看，只见那抹红，行动迅速，在车辆和行人中左躲右闪。待到达我的面前时，我这才发现她是一位女士。从相貌上看，年龄四十大几，身材精瘦，上穿红衣衫，下着牛仔裤，头戴遮阳帽，骑一辆电动摩托车；车前的铁丝篓里摞着厚厚一沓报纸，车后座绑着的塑料箱里堆着瓶装和袋装牛奶。也许是天气炎热，也许是急于赶路，她的额头上沁着汗珠，满脸焦急的样子。出于礼貌，我没好意思拦她询问。可她行色匆匆、轻盈飞快的举动，却令我一时费解！
那抹红，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淡出了我的脑际。可万万没有料到，几天后，那抹红再次显现了。不过，这次不是在街巷里，而是在我所居住的小区间。此时的那抹红，也不像我上次看到的在车辆和行人中飘忽不定，而是明显地放缓了速度。噢，又是她！只见她推着电动摩托车，不慌不忙，从楼的这个单元走到那个单元，将摩托车前篓里的报纸和后塑料箱里的牛奶，拿出几份，依次放进一层楼梯口的报纸和牛奶栏里。
这下我彻底明白了，原来她是一名投递员！望着她瘦小而忙碌的身影，我忽然想起了早年乡下那些邮递员来。那时，偏远山乡人们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与外界联系，掌握信息，全凭广播、报纸和书信传递。那些邮递员们，常常斜挎着绿色帆布包，里边装着报纸、信件，徒步穿行在大山深处的乡间小道上，隔三岔五来村上一趟。每到一处，就将所要投递的报纸、信件放到大队部和村小学里，然后再由路人或学生娃娃们负责转捎到各个生产队或具体收信人。而邮递员们又将乡民们急需向外投寄的书信和八分邮票、二分信封钱带上，回到镇里邮电所，买来信封和邮票，写好信皮内容，贴上邮票，替百姓们再投寄出去，充当了山乡与外界联系的鸿雁。有时还要替那些行动不便或顾不上赶集上会的农人们置办货物。他们往往行色匆匆，有时为了赶路，竟忙得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放下报纸和信件便又急急忙忙地上路了，人影很快就消失在茫茫的大山之中。不要问，那肯定又赶往下一个投递点去了。
那时上小学的我，对邮递员格外敬重，整日最盼望得是邮递员的到来。因为邮递员一到，就意味着报纸和信件必到，更重要的是又能够多了解一些山外的信息和新奇事儿了，常常给人以希望和信心。可眼下，偏远山乡交通畅通了，信息发达了，人口减少了，自然用不着过多的邮递员了。人们不出家门，就可以了解到天下大事。有什么事，很少写信，而是一个电话、一条手机短信就能够解决问题。这当然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无疑是一件好事。然而，居住更加集中、交通更加便捷、信息更加通畅的城市，反倒缺少更多的邮递员了。想一想，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征订户，仅仅靠某一部门一一发送行吗？而这些小小的投递员们，正好解决了这一难题，架起了信息的桥梁，成了有关方面联系千家万户的纽带，进而使更多的人感受到了社会和谐、人间真情。所以，他们同样令人心生敬重……
她发现我一直在打量她，大概以为我想要报纸看，便顺手拿了一份《华商报》递给我。我很是感激地从她的手中接过报纸，一边翻阅着，一边与她攀谈起来。从交谈中，我得知她姓刘，名延琴，年方49岁。老家在100公里开外的乡下。为供两个孩子上学，早在1999年秋就与丈夫离开农村，举家来到市里闯荡，靠打工谋生。最初她受雇于一所私立中学做饭，丈夫被《华商报》发行站聘为投递员。经过几年投递，丈夫感到投递员工作较为固定，业务单纯又很有意义，就鼓动妻子她也加入进来。投递员的主要任务是送报、送快件，同时兼顾送牛奶，工作异常繁忙辛苦，一年四季除了春节七天长假，几乎再没有节假日，更没有双休日。为不耽误投递时间，她总是每天六点起床，吃了早饭、干完家务活之后，于上午9点准时赶到发行站，领了报纸和快件，按照自己负责的区域，将这些物品逐一送到客户手中。待送完后，往往就到下午三四点了。然而她还不能够回家休息，因为接下来还要完成站上摊派的几十份牛奶零售任务。直到晚上7点多才能够回到家中。由于她品行好，人勤快，工作认真负责，很快就被发行站聘为长期雇用人员。就这样，夫妇二人风里来、雨里去，顶酷暑、战严寒，一干就是15年，从未发生投递意外，贻误过正常工作。现在，刘延琴负责着城区一大片117个客户的报纸发送，并兼顾片区快件投递和40余户送奶任务，每月工资2000元左右，加上充当替补投递员的丈夫每月收入2000多元，全家月收入共4000余元。好在女儿已出嫁，儿子外出打工，家庭花销还能凑合。
我十分明白，随着农民进城的大潮，有很多移居城市的人们，没有“用武”之地，赚钱很不容易。而刘延琴夫妇他们还算幸运，最起码还谋来一份相对固定的工作，有了一些稳定的收入。我虽然这样慰藉他们，也这样安慰自己，可一颗惆怅的心依然不能释然。是啊，他们居住的环境如何？生活的质量怎样？这些问题一直在纠结着我。
一天晚上，我和小惠按照刘延琴事先留下的地址，费了很大周折终于找到了她的家。这是居住十分拥挤、非常杂乱的一个小区。她所租赁的房子在半山坡二层的小楼上。进门后，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陈设简单而整齐。此时，刘延琴的丈夫王延明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刘延琴忙着收拾房子。夫妻俩热情地招呼我落坐，并给我沏上了一杯茶。品着茶，与刘延琴两口子聊起从前乡居的日子，聊到现在的打工生活，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从夫妻二人质朴的言谈中，我感受到了他们对当下的工作是如此地珍惜，对生活是如此地满意、欣慰。
起身告别时，我猛然看到了右侧墙壁上悬挂的三张彩色照片，一张是全家福，另外两张是刘延琴和丈夫王延明的结婚照，看上去是那样洒脱和浪漫，分明不是刚结婚时的照片。见我一脸茫然，王延明笑着说：“这是前几年我俩补拍的结婚照。”刘延琴也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插话道：“让您见笑了！”“不，挺好的。”我回答说。从他们的言语中，从他们的笑脸上，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知足、他们的幸福，以及他们对未来工作和生活充满的信心！
祁玉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