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竟做梦似的回了趟陕北。
　　想回一趟陕北，回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去看看，想了快十年了。
　　我的精神没什么毛病，一直都明白那不过是梦想。我插队的那地方离北京几千里路，坐了火车再坐火车，倒了汽车再倒汽车，然后还有几十里山路连汽车也不通。我这人唯一的优点是精神正常，对这两条残腿表示了深恶痛绝；就又回到现实中来。何况这两条腿给我的遗憾又并非唯此为大。
　　前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插队的小说，不少人说还像那么回事。我就跟几个也写小说的朋友说起了我的梦想。大家说我的梦想从来就不少，不过这一回倒未必是，如果作家协会肯帮忙，他们哥儿几个愿意把我背着扛着走一回陕北。我在交友方面永远能得金牌，可惜没这项比赛。
　　作家协会的同志说我怎么不早说，我说我要是知道行我早就说了，大伙都说“咳——！”
　　连着几夜失眠。我一头一头地想着我喂过的那群牛的模样，不知道它们当中是不是还有活着的。耕牛的寿命一般只有十几年。我又逐个地想一遍村里的老乡，肯定有些已经老得认不出了，有些长大了变了模样，我走后出生的娃娃当然更不会认得。就又想我们当年住过的那几眼旧石窑，不知现在还有没有。又去想那些山梁、山峁、山沟的名字，有些已经记不清了。我拦过两年牛，为了知道哪儿有好草，那些山梁、山峁、山沟我全走遍。
　　很快定了行期。我每晚吃一片安定，养精蓄锐。我又想起我的一个朋友，当年在晋中插队，现在是北京某剧团的编剧，三十二岁成家，带着老婆到他当年插队的地方去旅行结婚，据说火车一过娘子关这小子就再没说过话，离他待过的村子越近他的脸色越青。进了村子碰见第一个人，一瞧认得，这小子胡子拉碴的二话没说先咧开大嘴哭了。
　　我想很多插过队的人都能理解，不过为什么哭大约没人能说清。不过我想我最好别那样。不过我们这帮搞文艺的是他妈好像精神都有点毛病。不过我不这么看。
　　一行七人，除我之外都没到过陕北，其中五个都兴致很高，不知从哪儿学来几句陕北民歌，哼哼唧唧地唱。我说，你们唱的这些都是被篡改过的，丢了很多人情味。只一人例外，说要不是为了我，他干嘛要去陕北？“我不如用这半个月假回一趟太行山。”他在太行山当过几年兵。一路上他总说起他的太行山，说他的太行山比我的黄土高原要壮观得多，美得多。我说也许正相反。他说：“民歌也不比你们那儿的差。”他说，于是扯了脖子唱：“干妹子好来果然是好”，我便跟他一块唱：“走起路来好像水上漂……”“扯淡！这明明是陕北民歌。”“扯淡！”他也说“当然是太行山的。”
　　过了一会有人提醒我们：太行山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陕北也不过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他说，似乎找到了一点平衡。
　　十几年前我离开那儿的时候，老乡就说，这一定不晓今生再得见不得见。我那时只是腰腿疼，走路有些吃力，回北京来看病，没想到会这么厉害。老乡们也没料到我的腿会残废，但却已料到我不会再回去。那是春天，那年春天雨水又少，漫山遍野刮着黄风。太阳浑蒙蒙的，从东山上升起来。山里受苦去的人们扛着老镢，扛着锄，扛着弯曲的木犁，站在村头高高的土崖上远远地望着我。我能猜出他们在说什么：“咋，回北京去呀。”“咋，不要在这搭儿受熬煎了。”“这些迟早都要走哇。”老乡们把知识青年统称为“这些”或“那些”。
　　仲伟帮我把行李搬上驴车，绑好。他和随随送我到县城。娃娃们追过河，迫着我们的驴车跑，终于追不上了，就都站下来定定地望着我们走远。驴车沿着清平河走，清平河只剩了几尺宽的细流。随随赶着车，总担心到县里住宿要花很多钱，想当天返回来。仲伟说：“来回一百六、七十里，把驴打死你也赶不回来。放心，房钱饭钱一分不用你出。
　　随随这才松了口气，又对我说：“这一走怕再不得回。”随随比我大几岁，念过三年书。“得回哩？怕记也记不起。”他在鞋底上磕磕烟锅儿，蓝布鞋帮上用白线密密地纳了云彩似的图案。我光是说：“怎么会忘呢？不会。”村头那面高高的土崖上，好像还有人站在那儿朝我们望。
　　十几年了，想回去看看，看看那块地方，看看那儿的人，不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