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时候，家里装有私人电话的普通市民寥若晨星。而亲戚朋友之间如果需要快速联络、交流沟通，唯一有效的通信工具便是传呼电话。
　　当时，在老式里弄，在工人新村，在棚户区，时常能见到一两个五六十岁左右的阿姨妈妈，手拿一张小小的纸条，站在住宅楼前面，脸朝上，大声呼喊：“几号几室某某电话……”然后，再急匆匆地离去。被叫到的人，赶忙拿起皮夹子冲出家门，三步并作两步奔到公用电话间。先支付3分钱给电话机后面的阿姨，领取那张写有来电者姓氏和电话号码的小纸条。运气好的时候，那台专供拨出的电话此时此刻恰巧正好空着：倘若运气不好的时候，就要耐下性子来排队等候。一旦捏着话筒的这位客人正和对方一五一十地述说什么要紧的事情，或是在煲电话粥，那就惨了。轮到你，半个小时过去了，打电话过来的对方，早已经在那边的电话亭里等得不耐烦，拍拍屁股走了。
　　那时候的电话费是按分钟计费的，一顿电话粥价格不菲，并且听众不少。公用电话间的阿姨都是消息灵通人士，几号几室的小姑娘长得漂亮迷人，打过来的电话数量格外多，追求她的男人也是很多的；几号几室的爷叔在外面做生意，生意圈的搭档朋友三天两日邀请他去赴酒宴聚餐，社会上的三教九流的各道朋友太多了，“上得了台面，社会上十分吃香。”这些电话间的阿姨理当算得上是北京朝阳区群众的鼻祖。
　　上个世纪的90年代，居民想要安装电话，必须向电话局申请。假如运气好，住家附近有电话线缆，申请获批，那还要排队交初装费。初装费要几千元，队很长，大约要排一两个钟头。那时候，我的月薪不到百元。一幢居民楼里，谁家安装上了电话，难免会有左右隔壁、楼上楼下的邻居来打电话。都是碰到了紧急的事情，主人家也不好意思拒绝。
　　后来，又流行起BB机，赫然是创业成功人士腰间的标配。比起传呼电话，效率明显高了许多，私密性也好了许多。印象最深刻的，是影星吕凉老师表演的一个艺术小品——手拿牙签剔着牙，腰间响起“滴滴”声，低头一看，“谁呼我？”原来是大款步出饭店了。
　　再后来，香港电影里黑道大哥拿的砖头似的移动电话，也到了一些“经济上先富裕起来”的人的手里，电话号码是9开头的，号称“大哥大”。见人谈生意，入座之际，先把大哥大朝台子上一放，先就有三分气势。据说，申请一个号码要花费两万元，还不一定买得到。那可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两万元人民币，在当时可算是一个天文数字。
　　2000年，我有了第一部手机。后来，市面上出现了双卡双待手机：再后来，就是囊括了诸多功能的手机，其中的高端品种堪比一台平板电脑。不少人拥有两部手机，一个是工作号码，一个是私人号码。手机的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打电话和发短信。在家庭里，固定电话用得越来越少，有的用户甚至退掉了当年花巨资安装的固定电话。这几年，因为家里用宽带套餐，我已获赠两部手机，都送给了年迈的母亲父亲。前些天，耄耋之年的父母家里免费开通了宽带，88岁的老父亲，也开始学着使用如何转发微信了……
　　电话的变迁，首先托庇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然而，先进技术的推广，要以学习的心态为主导，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做基础。如果没有40年前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老百姓的普通日子怎么能过得如此滋润、如此丰富多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