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我国古代，书籍的载体也在不断变化，从早期的龟甲石鼓、简牍绢帛到造纸术成熟后刻本的出现，这一变化直接带来了图书数量的激增。可是浩如烟海的图书，一个人由于精力、视野的局限，就造成了及时获取知识信息的困难，为了方便人们查阅所需的文字资料，类书便应运而生。
　　类书是指将经、史、子、集等各类图书中搜集的资料按照一定规则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利于翻阅、征引、查考的工具性书籍，我国古代的类书与当今信息时代的数据库非常相似。
　　我国古代的第一部类书当推曹魏时期的《皇览》，南宋人王应麟在其编撰的《玉海》卷五十四中这样描述：“类事之书，始于《皇览》。”魏文帝曹丕在位时，令儒生刘劭、王象等人编纂一部采集经传、以类相从的书籍以供查阅，这部书便是《皇览》。《皇览》共分四十余部、千余篇、八百多万字，收集了五经群书的精华，可惜因为年代久远，原书早已亡佚。但《皇览》作为我国古代类书之祖，保存下来了诸多的珍贵文献，其巨大价值是激发了后来的帝王及私人编纂类书的浓厚兴趣。
　　唐代修撰了很多类书，较为著名的有官修的《艺文类聚》《文馆词林》《初学记》，文人私撰的有《北堂书钞》《白孔六帖》。宋代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类书有《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部，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十分重视文化发展，他大力倡导编纂大型图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这三部便是在他在位时期编纂而成的。
　　明清时期最为著名的有两部类书，即《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先后分两次才编纂完成，永乐元年（1403年）第一次编纂时解缙是总纂修，可呈给明成祖朱棣阅后，朱棣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于是永乐三年（1405年）第二次编纂时任命姚广孝、解缙、郑赐三人为监修，前后参与修书者多达两千余人，永乐六年（1408年）清抄完成后定稿进呈，明成祖看后十分满意，亲自作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全书目录为60卷，成书为22937卷、11095册，共约3.7亿字，历代的经、史、子、集以及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方面的书籍都被辑录。《永乐大典》有正本和嘉靖时期重录的副本之分，可令人惋惜的是因为数次战火加之人为盗窃，原书大多已经亡佚，如今仅余数百册而已，而且是散布在海内外各大图书馆及私人藏家手中。《古今图书集成》由陈梦雷等编纂，目录为40卷，正文为10000卷，共分为5020册，约1.6亿字，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初修、雍正六年（1728年）付梓。因为《永乐大典》毁于战火，所以《古今图书集成》就成了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类书。清朝重臣张廷玉评曰：“自有书契以来，以一书贯穿古今、包罗万象，未有如我朝《古今图书集成》者。”
　　自《皇览》开始，我国的历朝帝王大多热衷于组织编纂大型类书，流传至今的不在少数，这些类书规模巨大、内容完备、编次分类上眉目清晰，较好地保存了中华民族的历代文献，既可用来校勘、辑佚，又可让后世挖掘其中蕴藏的传统文化，是一笔宝贵的民族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