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讲者 秦莹
　　《我要去延安》这首歌我想大家并不陌生。近年来，延安又一次成为90后、00后以及共产党人践行群众路线、接受红色教育的首选地。您知道吗？“到延安去”在70多年前，是中国最时髦的口号，也最能体现青年的政治觉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高举抗日救国大旗，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延安路上人如潮，青年男女浪滔滔！
　　这一切的见证者就是位于延安城东南方向、历经千年风雨侵蚀和弹火洗礼的延安宝塔。它见证了红色年代的峥嵘岁月，见证了一段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
　　1938年和1939年是青年来延安最多的一段时期，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有1000人。
　　无数热血青年历经千辛万苦，从国统区、从沦陷区、从海外奔赴延安。尽管他们的出身、信仰、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生活习惯甚至语言都不同，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汇集到了宝塔山下。看到巍巍屹立的宝塔，他们激动地跪到路上，双手捧起黄土贴在脸上，高兴地躺在黄土地上打滚。
　　青年史维富就是这万万千千爱国青年中的一位，他的父亲在日本行医，因为说了几句揭露日本侵华的话，便被日本特务杀害。母亲和小妹被驱逐出境，下落不明。史维富立志为亲人报仇，他参加了当时被誉为“正牌军”的国民党部队，指望开赴抗日前线。可贪生怕死的孙传芳却把部队带到黄河以南，又逃到了宜昌。史维富心凉了，他决定到北方找共产党。史维富从宜昌到郑州、渭南几经周折，可刚到临潼，又第四次被捕。国民党特务对他和另外几个男女青年严刑拷打，有的人被逼疯，成夜成夜地哭喊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史维富的胳膊被打断了，又染上了伤寒，昏死中被扔到野外喂狗。半夜醒来，他在恶狗吃死人的撕咬声中爬了出去，爬到一个老乡的红薯地里，被好心的老乡救了下来。
　　1937年春，手臂挂着骨折固定板的他来到了延安，看到了宝塔，激动的心情无法表达，他淌着热泪说：“来了，我终于来了！”
　　“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这就是爱国青年们的信仰！在山东，16岁的贺敬之离开母亲，悄悄踏上了北上的征程。在北平，17岁的于蓝偷偷掩上家门，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抵达延安。在上海，23岁的华君武离开亭子间，取道香港、广州、长沙、武汉、重庆、成都、秦岭、宝鸡、西安，冒着生命危险，终于“找到了共产党”。在南京，32岁的丁玲逃离南京，怀着“我想当红军”的梦想，向北、向西、再向北一路进发。那种“天下人心归延安”的场面十分感人，让去延安采访的瑞士新苏黎世新闻社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感慨万分，他说，他仿佛看到了另一种麦加朝觐。
　　就这样，“宝塔山下，延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就这样，从1937年到1948年这13年间，这座普通的佛塔，也成了人们心中沉沉夜空中的北斗，茫茫雾海中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