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渭北高原向陕北丘陵过渡地带的一处平缓高地，方圆2000平方公里，统称洛川塬。
　　春天的气候变化莫测。薄暮时分，当我们从阿寺村出发走向与后子头隔沟相望的塬畔时，天空骤然阴云密布，黄尘漫起，随着夜色加重，沟壑遍布的开阔塬面如同灯光渐次转暗的露天舞台，看上去更加空旷、雄浑、苍莽。
　　塬下的深沟蒿草茂密，荆棘丛生。靠近沟掌的地方，一条羊肠小路从斜坡弯弯曲曲绕到沟底，又从沟底爬到对面后子头塬上，是学生上学、老乡赶集抄近道踩出来的。高兴海说，这一带他熟悉，他姐家就在对岸，多年没去了。高兴海是延安地区行署副专员，在当时的领导中算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上过边区师范，能写会讲，工作有激情，有魄力，1970年修建王瑶水库，作为总指挥，他吃住在工地，与各县抽调的数千民工一道，吃大苦耐大劳，奋战两年，建成延安历史上第一座蓄水三亿方的大中型水库，缓解了延河下游生产生活用水，群众至今受益。虽是副专员，我们习惯叫他专员，略去“副”字，既是通行的职务称呼，也兼有尊敬的成分。许是看我笔头子还行又能吃苦，下乡调研起草文件总爱点名要我。
　　这次去永乡公社阿寺村，是为拜访李新安。这位50多岁的老农，解放前夕到河南灵宝投亲，学会一套果树栽培技术，回来时带了200株苹果树苗，建起洛川第一个果园，家庭收入增加，日子越过越红火，引来乡亲们的羡慕和政府的鼓励。在他的带动指导下，上世纪50年代，全县掀起大办果园的热潮，先后有50多个村子建起果园，成为有名的“苹果县”，李新安本人作为省地县和全国农民科学家、园艺家、劳动模范，受到毛主席和其他领导接见。只是后来由于单抓粮食的片面政策和“文革”破坏，洛川果业生产逐渐萎缩，被誉为“苹果之王”的李新安也变得籍籍无名。
　　高兴海在行署分管农业。头一年初，为摸索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路子，他带领地区机关30多名干部进驻后子头公社，调查研究，抓点带面。当时的延安，粮食亩产145斤，农民年均纯收入不到70块钱，职工年平均工资也只有607元，属特困地区。1971年，周恩来总理得知延安街头还有盲流乞讨人员时，曾痛心地说：“全国解放20多年了，北京这样好，延安那样，怎么行呢，我做了20多年总理，陕北没有改变，心里很不安，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对不起陕北人民……”这既是自责之辞，也不难听出总理对国计民生整体时局的深长忧思。我们进驻的后子头，地处城关，又在西延公路沿线，群众生活相当困难。好在现任公社书记车保成是一位经验丰富、敢作敢为的干部，此前在别的公社当过多年“一把手”，到后子头后，他提出一整套塬面修渠打井、精耕细作、提高粮食产量、塬下修建梯田、营造万亩果园、增加农民现金收入的规划。因其牵涉广、动静大，县乡两级拿不准与现行方针有无冲撞，一时下不了决心。县委要我们把蹲点地放在后子头，这亦是一个原因。
　　可以看出，惺惺相惜，高兴海对车保成的方案是赞赏的。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研、论证、动员，县乡村三级和工作队的认识基本统一，后子头公社万亩造林誓师大会次日就要召开。作为地区领导和工作队长，高兴海是一定要出席讲话的，为此我们已一起熬了好几个晚上。为给讲话充实具体鲜活的内容，使之更有说服力，他说，还是得见见李新安。凡事认真，是他一贯的作风。见面从早上开始，谈得十分投机。听了后子头造园计划，李新安如遇知音，从自己的曲折经历、经验体会到农村政策的利弊得失、群众呼声愿望，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了半天。高兴海问得也足够详细，果园如何整地，每亩栽多少株，产多少斤，卖多少钱，各个品种的特点，施肥、浇水、剪枝、疏果、防治病虫害等各个环节的注意事项，凡所关涉，几无遗漏。原说吃过午饭就离开，由于谈兴尚浓，李新安又翻箱倒柜要找寻早年编写的宣传资料，告别时已近傍晚。公社陪同的人员见天色阴沉，怕会下雨，非得留我们住下来。高兴海说：那绝对不行，这么重要的会，万一误事咋办！放心，走近路，用不了多长时间。说罢头也不回地穿过公路，朝对面的田间便道走去。
　　雨倒暂且没下，风却一路追随。这风，起初只如裙裾摆动环佩摇曳般窸窸窣窣从背后吹来，带着刚泛绿的麦苗和油菜气息，新鲜怡人。只是没多久，它突然毫无来由地烦躁起来，推推搡搡怒气冲冲从身边刮过，嘶声凄厉，寒意逼人。再后来，便真像被谁激怒一般，狂吼野啸左冲右突跌跌撞撞席卷而来，携土扬尘，折枝摧叶，大有排山倒海掀天揭地的气势，吹得人目眯耳聋，蒙头转向。所幸这风来得猛，去得也快，等我们相互搀扶走到塬畔时，也就余威渐消偃旗息鼓了。现在，无论如何得坐下缓口气了。高兴海虽然精力充沛，毕竟也是五十大几的人了；而我，憋了一路的烟瘾此时也已忍无可忍。于是从裤兜摸出打火机，点燃早在指间捏来捏去的“金丝猴”（地产卷烟）开始满脸惬意地吞云吐雾了。这当儿，高兴海一直静静地站在塬畔，一会儿望望愈益厚重的云层，一会儿看看模模糊糊的沟底，表情不无犹疑。
　　正当我通身舒泰点燃第二支香烟时，身后猛地喊道，别抽了！快走！有雨！我立马起身朝后望去，果见一道隐隐约约的闪电从远方天幕掠过。而当我们刚下到沟边，随着一阵隆隆雷声从头顶滚过，猛烈的雨滴便噼里啪啦砸了下来。许是“蓄谋”已久，这雨也是来势汹汹，黑暗中，满沟的野草灌木说不清是惊喜抑或惶恐，切切嘈嘈哗哗啦啦响成一片。空气中随之充斥着浓重的泥腥和野艾的清新气息。布谷和草鸮的鸣叫高低应答，声音格外亢奋。脚下的小路看上去倒是亮晃晃的，但糟糕的是，我脚上穿的是一双时兴的白塑料底棉鞋，走在上面不停打滑，没走多远就跌倒爬起连摔几跤，无奈之下，只好脱掉鞋袜一步一停向下挪去。高兴海本已走到前头，见我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样子，又回头走了上来，将一截杨木棍子递给我当拐杖使，又搀着我的胳膊，说不用紧张，“飘雨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现在已开始退云了，这雨不会太久，咱到底下先避一避，别把身体冻坏。我低头一看，他那双千层底布鞋也早已灌满泥浆，挽起裤管的腿肚上，有明显被划擦出血的伤痕。
　　事有凑巧，快到谷底，左手坡面下还真有一孔破败的小土窑，不知是何年何月哪位拦羊汉的遗作，进去顿觉暖和多了。高兴海一边让我“抽你的吧”，一边连声自责：都怪我，都怪我，遇事总着急。我说着急算什么毛病，总比应付差事敷衍塞责强。他长出一口气，说，也是，不急不行啊……说罢双手抱膝，盯着外面的雨丝，陷入沉思。我揣测，他此时又想起毛主席1949年10月26日给延安的《复电》中所讲的，希望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想起周总理1973年6月回延安时关于“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指示和说过的“你们五年粮食翻番了，只要我不死，只要我不犯错误，我一定再来延安”。想起李先念、王震等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每当提到延安和老区群众时那种一往情深的眷念与牵肠挂肚的关切。因为这些都是他在作报告或写文章时经常讲到的，每每见到，情不自禁、热泪盈眶。
　　雨住了，风停了，上坡的路好走多了。上到塬畔一看手表，十二点一刻。高兴海说，现在离城还有五里地，看来只能在大姐家歇脚了，不远，就在前面村子。叫开门，点亮灯，高兴海的大姐满脸惊讶，责怪道，不要命啦，这么大的雨，黑天半夜，怎敢过沟来着，自个儿不打紧，同事有个闪失咋给组织交代……高兴海连忙拦住话头，别啰嗦啦，赶快打搅团，最好再蒸几个杂面窝头，有客，你先做，我得到前炕上歇会儿。刚躺下，又朝里喊，记着，明早7点必须走！毕竟是弟弟，50多岁了，在老姐姐面前总还要撒撒娇。
　　这一躺就躺到日头冒花。姐夫说，见你们睡得王朝马汉、嚇里震道，你姐没让叫，没误事吧。我看看表，说没有没有。再看后炕炕头，昨晚进门脱下的外衣都已烘干，两双鞋子还在灶火口烤着，旁边放两双棉毡鞋垫，原来老两口整宿没睡啊。抹把脸，吃过饭，高兴海一声“走啦！”便径自出了院子。
　　雨后的高塬碧空如洗，和煦的晨光里，田野村庄俱有喜意。通往誓师大会现场的各条道路上，后子头各队的社员正掂着锄头、铁锨匆匆前行。在乍暖还寒的季节和阴晴无定的气象中，这似乎是一个人们内心怀有某种希冀和期待的时令。1975年，农历谷雨。人们说，倒春寒过去，气候该慢慢转换了……
　　2015年金秋，我应邀参加国家农业部和陕西省政府主办的第八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乘车从西安出发，一进入洛川地界，公路沿线，塬上塬下，视野所及全是大片大片的果园。地头和路边新摘的苹果海量山积，红艳艳分外耀眼。到宾馆，翻阅会议资料，里面介绍，洛川苹果年产70多万吨，销往全国28个省市和亚欧20多个国家地区；全县农村人均纯收入15000元，16万户果农家修了新房，买了小车，年收入都在一二十万元以上。多年没回延安，如许见闻，如许情景，感慨万千！随手写了两则俚语，以记感触：应是秋风醉流霞，红遍川塬廿万家。异香盈袖君勿疑，枝头鲜果妍如花。又：犹记挥汗斩荆棘，也曾茅庐问桑麻。当年种树人何处，弦歌不辍思无涯。
　　我想到的当然不只是李新安和高兴海。那些在困难年代不避风霜劳苦，不畏艰难险阻，为国家前途、人民福祉在一起殚精竭虑、不懈奋斗，并言传身教给我以指导帮助的所有领导、同事、乡亲，我都永远感念。高兴海已去世多年。1995年我调北京不久，他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孩子找我，说父亲病危时有过叮嘱，去世后要由我书写墓碑。感旧之情，以至于此。在反复斟酌运思之后，我是流着泪水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次博览会上遇见当年一起蹲点的朋友，提到那次风雨夜行的事，都说那真是够冒险的，搁现在，大不了打个手机，报个警，但那时候延安不少乡镇还没通公路，多数乡村不通电，所谓耕地靠牛、照明靠油、通信靠吼、交通靠走。如此一想，这几十年的发展变化，真可谓日新月异、翻天覆地了。
　　很长时间我都在想，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正如江河行船，只要驾驭有方、风正岸阔，那么“艨艟巨舰一毛轻”，无论什么样令世人惊叹和歆羡的速度、奇迹都是可能的，都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