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村子里有一个爱吃土的孩子，村医说，那是他生长的生命里的一种欠缺。
　　我对文学的崇敬，也像那个吃土的孩子一样，是缘自生命的欠缺。是对这欠缺的不甘。
　　我的祖父、外祖父都是没有读过书的农民，但他们都有一个良好的家风，那就是对文字和文化的敬仰。记得外祖父那简陋的窑洞里的土壁上挂着一溜葫芦壳，平日里他见到有字的纸片都要捡起来，放到那些葫芦壳里，等到我们去时拿出来说，娃给我念念，这字纸上都说的啥。在被后来称为“三年困难时期”的年月，我们那个用高粱秆遮风避雨的教室里的学生一天比一天少，终于有一天连老师也被饿跑了，我们家里也断了顿，外祖父送我到姨母家里去寄食，起身时他仍不忘说，“娃，把书包背上。”祖父的窑洞里在外祖父挂葫芦壳的位置挂着一把三弦，他虽然和外祖父一样没读过一天书，但他能背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能讲整本的古书。冬日里的黎明望着窗户上的微光，听他讲“太阳出来紫霭霭，一对学生下山来，头里走的梁山伯，后边跟的祝英台”，便会忘记了寒冷。“在家不打人，出门人不打；尊人就是尊自己。”几十年祖父的教训一直回响在耳旁。
　　接触文学是在最苦闷的日子。刚上中学父亲身陷囹圄，家里断了一切经济来源，书念不成了，只好回家劳动，讥讽、白眼不用说，即使劳动之余忘情的一笑也被人呵斥：看你家光景过成什么样子了，还有心思笑！就在那看不到阳光的日子里，却偶然发现了父亲封存的一个书箱，这对我来说无异于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每天晚上，只要坐在油灯下，将书本打开，就会将白天的烦恼全都忘记。有时候也会像圣诞节的暗夜里那个提着木桶穿过森林去打水的小珂赛特一样，想着在那冥冥之中也一定会有一位巨人伸出大手帮我抓住沉重大桶的提梁，心里便会宽松许多。 
　　“文学是人生的交流，信仰的交流。一个普通人来到世界，他只活了一回，因为文学我们却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艺术之旅，实在也是人生之旅啊！”尽管听到这话已经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但当年在我的心里，生活确实是悄悄发生了变化。文学，使我的内心得以安静。
　　1982年4月，我的第一篇作品发表，那时候高兴的不只是我和指导我写作的知青大姐朱凌，还有许许多多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那时候我是一名卡车司机，一天我从一个学校的操场边路过，跑操的学生突然朝我齐声喊着——司机郎！那是我那小说的篇名。
　　后来命运几经转折，我最终做了一个新闻人，读书写作更是我难了的割舍，是我的一种生活状态，是我生命的一种表现。周国平先生说，文学需要安静，新闻则追求热闹，两者在本性上是互相敌对的。这样对我来说职业和爱好似乎就成了一个矛盾，可我觉得被那热闹吵烦了的时候，如果能背转身寻得一份清静，有机会除去满身的浮躁，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尤其人到中年，在那些不得不做的事情让人烦躁、麻木、迟钝的时候，在被那“事件真实和本质真实”搅得头昏脑涨的时候，能有时间独处，能关住门静静地面对自我和自己对话，便觉得是一种享受。尽管我完全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但人有时候是自己管不住自己的，这大概就是那“本性难移”。慢慢地，行走和写作就成了我生活的一种形态，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行走和写作，看似一动一静，但它的本质是一致的，闲暇时面向大自然的行走是行为上的一种逃避和追寻，写作是思想上的争辩和追问，只要生命不止，我的行走和写作一样也不会停止，有了文学做伴，心中就像有一条小河日夜淙淙流淌。
　　初学写作时小说是我的最爱，一次偶然的机会走近散文，我便再也回不来了。就像同样是出行，一旦弃车徒步而去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是那样的自由，你的工具就是你的双脚，转弯时再也不用考虑那些“减速、鸣号、靠右行”的条条框框，你可以自由从容地欣赏路边的风景，可以向绿树招手，可以和小鸟对话，可以对白云歌唱。这时候，你的语言再不用考虑故事的逻辑、人物的性格，你只需表达你心灵的感悟、情感的轨迹。
　　有位伟人说过：完全真正的内心平和和感觉宁静——这是在这尘世间仅次于健康的至高无上的恩物——也只有在一个人孤身独处的时候才可觅到，而要长期保持这一心境，则只有深居简出才行。虽已年过花甲，但我觉得，人无论是谁，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步步返回自我那便是一种幸福。古人说，六十耳顺，六十岁是一个人的“进德之序”。我想孔老夫子说的耳顺，应该是年至六十，修养练达，外事均不能乱其心志、毁其情趣，闻誉不喜、闻过不怒，而不是那种是非不分的听而不闻。耳顺，就是耳的功能已经通顺自己以及他人的心理，闻他人之言，即知他人之心。顺是通顺通晓，而不是盲目顺从，顺心顺理，重在顺理。这，是耳顺的无碍之境。
　　心无碍，脚步亦应无碍，我愿继续迈动双脚去寻找我生命的欠缺，享受上帝的恩物。
　　（选自刘江《孤独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