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语文课里的延安》这本课外读物的想法始于2006年，那年夏天，我市先后有60所学校参与了中央教科所“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课题研究，大概由于我是延安市语文教研员的缘故，也就荣幸地成了这一课题在延安地区开展实验研究的负责人。同年七月，在山东曲阜召开的全国开题大会上，我还同时接获了课题组颁发的“学术指导”和“中心研究员”的聘书。在组织、指导全市实验学校围绕总课题开展研究的同时，我自己也申请了“延安文化与语文教学研究”的子课题，并经历了为期三年的研究实践。
　　我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大概难免会“爱屋及乌”，当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原来有那么多“曾经的课文”是写延安的，或者是延安时期写的，我的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我是一位“50后”语文老师，虽然怀旧但绝不守旧，当我看到大部分“延安题材”的课文被删掉之后，还是觉得蛮可惜的。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最初想做这件事的想法比较单纯，就是为了扩大学生的课外阅读量，要说有点功利性目的，无非是作为课题的成果能用于结题的佐证。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我们的想法是幼稚的，我们充其量只做了“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语文教学”的努力，而当前面对各种外来文化的侵袭，我们最紧要的任务在于“通过语文教学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再回到关于延安的话题上，从《延安颂》到《白杨礼赞》，从《纪念白求恩》到《为人民服务》，这些曾经影响过好多人一生的“老课文”，就是现在读起来仍然让人情绪激昂，备受鼓舞。可是，不要说全国其他地方，就拿延安的学生来讲，能够熟悉延安的历史，尤其是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历史的青少年学生能有多少呢？懂得延安精神的含义，能够自觉弘扬延安精神的人又有多少呢？退一步说，今天懂，不能保证明天还懂，历史课、政治课里学到的取代不了语文课里学到的。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是语文的特殊功能，这也正是我编写此书的目的。 
　　2012年，两轮的“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课题研究顺利结题后，我就开始着手编写此书。整个过程，远比我预想的复杂和困难得多。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三次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和语文出版社查阅教材版本，多次到省市图书馆、基层学校图书室翻阅课文资料，走访了几十位新老语文教师。有时知道了课目，找不到原文，有时有了原文，查不到版本出处。好不容易解决了选文问题，又为单元结构和体例编排陷入苦苦思索。最纠结的是书名和单元小标题，虽有多种想法，几易其名，但总是不很满意，最终还是用了第一次在脑子里奔出来的那个名字“语文课里的延安”。
　　另一方面，在编写此书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收获的更多的是感动和鼓舞，来自各方面的热心帮助和真诚指导让我受宠若惊。2016年4月在西安举行的中语会工作会议上，我荣幸地受中语会之托，就该书的编写情况作了介绍。中语会理事长顾之川先生为本书的总体构想、选文范围、编写体例、出版发行提出了极其宝贵的指导意见，并欣然作序；商务印书馆编审周洪波主任，中语会副理事长、秘书长王本华女士，中语会副理事长、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心主任吴惟粤先生，都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了很好的意见；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语室朱于国主任，编辑曹晛、张向群同志为课文的搜集提供了很多帮助。
　　还有中国青年报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当我带着试试看的心理向中国青年报社索要发表在1961年的一篇课文——《延安第一课》的时候，想不到，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发了过来；当我以延安的一名语文教研员的名义向安徽教育出版社求购一本1965年出版的何其芳散文集《我歌唱延安》时，想不到他们在三天后就用特快专递免费寄给了我。而且最让人感动的是两社不约而同地送上了一句亲切而暖意融融的话：因为这是延安需要的。
　　母亲节那天，我冒昧拨通了欧阳戴娜老师的电话，当这位老延安、全国语文名师、革命的老母亲听到来自延安的一名普通语文教研员的母亲节祝福后，显得异常激动，在随后的半个多小时的通话中，老人家就本书的编写出版给了我很多热情的指导和亲切的鼓励。
　　这一切都让我感激涕零，终生难忘。我知道，其实，我做的这点尝试是微不足道的，一切皆因了延安的荣耀和语文的名义。我为自己能为弘扬延安精神和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尽一点绵薄之力感到无比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