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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
父亲侯觐武是一位老革命，1922年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一个农民家庭，15岁绥德师范毕业后第二年，他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让父亲得到成长，新中国成立后，父亲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事业奉献了余生。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31年了，但是他干革命不怕牺牲流血，创业不畏艰难困苦，守业矢志奋斗，教育子女刚正不阿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
回顾父亲的一生，令我敬重的首先是他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三四十年代的延安，虽然是党中央所在地，有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但生活环境十分艰苦，斗争错综复杂，人们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的认识并不一致，但父亲始终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39年父亲回乡探亲，还动员了家乡两个年轻人投奔延安参加了革命。他的二哥早年参加了国民党，任横山县县长，但父亲并没有投奔在二哥麾下，反而多次劝说他投诚。1947年，父亲再次到横山做他二哥的思想工作，终于促使他成功起义。
父亲一生经历的政治运动很多，但他总是凭着对党忠诚的信念，团结和保护干部、同事，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1950年初，延安地委专署成立了一所工农干部学校，亟须培养大批有知识的干部充实到各个部门，并委任父亲为校长。父亲发扬延安精神，自力更生，为延安培育了大批工农干部。1952年，父亲在延安师范学校任校长，这所学校当时为延安养了一大批有职业道德、热爱教育事业的优秀中、小学教师，为延安建设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们中的一大批学生日后都走上了领导岗位。1954年，父亲调入延安专署，任文教卫生局长，分管延安地区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工作。后来，再反右倾运动中，一些文化单位、学校教师和领导受到了错误批判和错误处理，父亲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为蒙冤受屈干部教师站出来说公道话，为此受到牵连，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公正对待蒙受冤屈的同志，从不歧视他们、疏远他们，而是在精神上安慰和鼓励他们，满腔热忱地关心和爱护他们。直到1962年5月，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父亲才得以撤销处分，恢复名誉，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延安中学报考大学的学生几乎全部落榜，父亲心急如焚，他深入各校调查研究，并带领工作组到省上查阅考卷进行分析，针对教学存在问题进行整改，他带领师生共同努力，提高了升学率，在短短两三年内延安中学就有半数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升入了高等学府。1964年，父亲挑起了延安县县长的重担，十多年间，他发扬老延安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足迹踏遍了延安的山山水水。当时延安依然旧貌未改，特别是广大农村，农民辛苦劳作一年，人均收入四五十元，每人每年可分到带皮口粮二三百斤，一年四季吞糠咽菜，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那时父亲常常骑着自行车，顶风冒雨，深入全县各个乡镇、大队、农户，座谈讨论，调查研究，寻找脱贫大计；他带领公社大队干部到山西大寨学习取经；他下乡蹲点在农民家中，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修梯田打坝，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当时农村还没有化肥，他就号召农民多集农家肥，我曾亲眼看见父亲从城里推着一小车农家肥往乡下送去。1965年，父亲还根据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兴办了农村职业教育，他带领同事踏勘校址，遴选教师，培养农业技术人才，为农业现代化打基筑墙。
令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父亲性情温和、仁爱善良，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解放后父亲工资待遇不算低，但要抚养我们六个子女，还要接济老家亲戚，生活并不宽裕，但是对前来求助的有困难的亲戚，父亲从未拒之门外，能帮则尽力帮助。我叔伯兄弟姐妹当中先后有十几人，曾上学吃住在我家，直到帮助他们走入社会。父亲的大姐出嫁到山西平遥县农村，她子女得了骨结核，父亲得知后马上寄钱，给别的叔父写信请求帮助。父亲对我们姐弟从不娇惯，经常教育我们要自强自立，遵纪守法，诚实做人，绝不许我们养成好吃懒做、怕苦怕累的坏习惯。我小时候比较调皮，父母忙于工作顾不上照顾我们，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又遇到了文化大革命，没有好好学习，在后来工作中醒悟已晚。好的是我从小受父亲影响，在工作和做人方面有道德底线，做好事，不做坏事，遵纪守法，助人为乐，不亦说乎。1979年父亲调到陕西中医学院，虽然不再年轻，且体弱多病，但他仍然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热情。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陕中附院要盖家属楼，其中有两个方案，一是有大有小，两种户型。老干部住大房，一般职工住小房。我父亲说服别的领导，决定建小户型。让更多的同志能住上房；第二件事1982年，国家要在西北建造一所三甲医院。知道消息后，父亲多次到省委找主要领导申请把这个大项目放在了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项目争取下来后，父亲又和其他同事一道多方勘察，反复论证，最后址选咸阳渭阳西路，征地一百六十八亩，把医院建成了。这个医院在几届领导和医护人员共同努力下，现在已成为陕西中医药大学培养更多更好的医务人员的重要基地。
父亲一生清贫，两袖清风，一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八十年代社会上谋私利，搞特权的不正之风逐渐滋长起来，父亲许多战友、同事、部下不少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可是他从未因自家的私事找过他们。有一次，我向父亲央求，请他把我介绍给已担任省委主要领导的老部下，他训斥我，一定要公私分明，不能找领导为自家办私事。一次单位上多买了一些扫把小簸箕，我拿回来两件，父亲让我立即送回去，再三叮嘱我不可养成爱占公家便宜的坏习惯。我们姐弟六人不敢忘记父亲的教诲，时时谨言慎行，在自己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着，直到退休。
父亲的一生，是信仰坚定的一生，他从投身革命那天起，就坚定对党的信念，一辈子初心不改，不管在什么政治环境，他身处顺境逆境，从不动摇；父亲的一生，是公道正派的一生。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有着赤子般的爱。他为人忠厚、坦诚，不欺上瞒下，坚持真理，不说假话；父亲的一生，是默默奉献的一生，他的足迹遍布延安的大街小巷，学校街道，田间农户，他为延安的发展和陕西中医学院的建设竭尽心力，无私奉献了一生；父亲的一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他留下了朴实的家风，是我们子孙后代享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回顾父亲的一生，令我敬重的首先是他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三四十年代的延安，虽然是党中央所在地，有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但生活环境十分艰苦，斗争错综复杂，人们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的认识并不一致，但父亲始终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39年父亲回乡探亲，还动员了家乡两个年轻人投奔延安参加了革命。他的二哥早年参加了国民党，任横山县县长，但父亲并没有投奔在二哥麾下，反而多次劝说他投诚。1947年，父亲再次到横山做他二哥的思想工作，终于促使他成功起义。
父亲一生经历的政治运动很多，但他总是凭着对党忠诚的信念，团结和保护干部、同事，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1950年初，延安地委专署成立了一所工农干部学校，亟须培养大批有知识的干部充实到各个部门，并委任父亲为校长。父亲发扬延安精神，自力更生，为延安培育了大批工农干部。1952年，父亲在延安师范学校任校长，这所学校当时为延安养了一大批有职业道德、热爱教育事业的优秀中、小学教师，为延安建设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们中的一大批学生日后都走上了领导岗位。1954年，父亲调入延安专署，任文教卫生局长，分管延安地区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工作。后来，再反右倾运动中，一些文化单位、学校教师和领导受到了错误批判和错误处理，父亲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为蒙冤受屈干部教师站出来说公道话，为此受到牵连，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公正对待蒙受冤屈的同志，从不歧视他们、疏远他们，而是在精神上安慰和鼓励他们，满腔热忱地关心和爱护他们。直到1962年5月，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父亲才得以撤销处分，恢复名誉，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延安中学报考大学的学生几乎全部落榜，父亲心急如焚，他深入各校调查研究，并带领工作组到省上查阅考卷进行分析，针对教学存在问题进行整改，他带领师生共同努力，提高了升学率，在短短两三年内延安中学就有半数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升入了高等学府。1964年，父亲挑起了延安县县长的重担，十多年间，他发扬老延安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足迹踏遍了延安的山山水水。当时延安依然旧貌未改，特别是广大农村，农民辛苦劳作一年，人均收入四五十元，每人每年可分到带皮口粮二三百斤，一年四季吞糠咽菜，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那时父亲常常骑着自行车，顶风冒雨，深入全县各个乡镇、大队、农户，座谈讨论，调查研究，寻找脱贫大计；他带领公社大队干部到山西大寨学习取经；他下乡蹲点在农民家中，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修梯田打坝，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当时农村还没有化肥，他就号召农民多集农家肥，我曾亲眼看见父亲从城里推着一小车农家肥往乡下送去。1965年，父亲还根据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兴办了农村职业教育，他带领同事踏勘校址，遴选教师，培养农业技术人才，为农业现代化打基筑墙。
令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父亲性情温和、仁爱善良，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解放后父亲工资待遇不算低，但要抚养我们六个子女，还要接济老家亲戚，生活并不宽裕，但是对前来求助的有困难的亲戚，父亲从未拒之门外，能帮则尽力帮助。我叔伯兄弟姐妹当中先后有十几人，曾上学吃住在我家，直到帮助他们走入社会。父亲的大姐出嫁到山西平遥县农村，她子女得了骨结核，父亲得知后马上寄钱，给别的叔父写信请求帮助。父亲对我们姐弟从不娇惯，经常教育我们要自强自立，遵纪守法，诚实做人，绝不许我们养成好吃懒做、怕苦怕累的坏习惯。我小时候比较调皮，父母忙于工作顾不上照顾我们，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又遇到了文化大革命，没有好好学习，在后来工作中醒悟已晚。好的是我从小受父亲影响，在工作和做人方面有道德底线，做好事，不做坏事，遵纪守法，助人为乐，不亦说乎。1979年父亲调到陕西中医学院，虽然不再年轻，且体弱多病，但他仍然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热情。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陕中附院要盖家属楼，其中有两个方案，一是有大有小，两种户型。老干部住大房，一般职工住小房。我父亲说服别的领导，决定建小户型。让更多的同志能住上房；第二件事1982年，国家要在西北建造一所三甲医院。知道消息后，父亲多次到省委找主要领导申请把这个大项目放在了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项目争取下来后，父亲又和其他同事一道多方勘察，反复论证，最后址选咸阳渭阳西路，征地一百六十八亩，把医院建成了。这个医院在几届领导和医护人员共同努力下，现在已成为陕西中医药大学培养更多更好的医务人员的重要基地。
父亲一生清贫，两袖清风，一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八十年代社会上谋私利，搞特权的不正之风逐渐滋长起来，父亲许多战友、同事、部下不少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可是他从未因自家的私事找过他们。有一次，我向父亲央求，请他把我介绍给已担任省委主要领导的老部下，他训斥我，一定要公私分明，不能找领导为自家办私事。一次单位上多买了一些扫把小簸箕，我拿回来两件，父亲让我立即送回去，再三叮嘱我不可养成爱占公家便宜的坏习惯。我们姐弟六人不敢忘记父亲的教诲，时时谨言慎行，在自己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着，直到退休。
父亲的一生，是信仰坚定的一生，他从投身革命那天起，就坚定对党的信念，一辈子初心不改，不管在什么政治环境，他身处顺境逆境，从不动摇；父亲的一生，是公道正派的一生。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有着赤子般的爱。他为人忠厚、坦诚，不欺上瞒下，坚持真理，不说假话；父亲的一生，是默默奉献的一生，他的足迹遍布延安的大街小巷，学校街道，田间农户，他为延安的发展和陕西中医学院的建设竭尽心力，无私奉献了一生；父亲的一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他留下了朴实的家风，是我们子孙后代享之不尽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