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俊
　　每一幕话剧都是编剧写给观众的情书。由厚夫先生的《路遥传》改编的《路遥的世界》则是编剧孙祖平送给我们的礼物。
　　好莱坞编剧教父罗伯特·麦基在自己的著作《故事》中说道：“编剧应该执着于内心的好故事。”首先，话剧一开始就定点在陕北毛乌素大沙漠，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解释了这片沙漠对于他的重要性，这里是路遥心灵的栖息地，每每当他面临生活难题或者重大抉择时，他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它。这片陕北大沙漠对于路遥而言，是他精神的寄托，是可以洗涤他心灵的地方，更是路遥笔下对于陕北土地的热爱，他的这种恋乡恋土的情结正是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是黄土地的儿子。其次，在作品中，路遥多次提到那只“大公鸡”，在遇到生命危险时，当他准备创作《平凡的世界》感到无形的压力，他感到自己要坠落，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坠落时，他都看到了那只大公鸡。大公鸡是五颜六色的，而路遥的生活也应该是彩色的。它是路遥濒临死亡时的希望，是路遥创作的憧憬，是前途的光明。孤独使人冷静，死亡让人重生。生活的苦难并没有使路遥低头，反而他与生俱来的大男子主义和英雄情结让他变得不相信命运，他不顺从流俗，将病痛的折磨化成写作的动力。
　　《路遥的世界》在叙事结构上的选择比较独特，能够从不一样的视角诠释路遥三部六卷百万字的巨作《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过程。编剧利用路遥和另一个自己对话这样的视角，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叙事模式，能够多方面地展现出人物的复杂性格。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故事一开始，路遥便在毛乌素沙漠进行“誓师”，为了不受干扰专心工作，为了六年后的巨作《平凡的世界》的诞生，路遥选择逃避此时《人生》带给他的“鲜花”“红毯”“掌声”这种“广场式的生活”，可一旦长期陷入孤境，路遥又会感到痛苦，难以忍受。可正如林清玄所说的，“孤独是一个人的清欢”。就像路遥在给好友蔡葵信中所说的那样，“我已经孤独惯了，宁愿一个人躲在那些荒山野舍中。”当路遥真正学会享受孤独的时候或许那时候就不会感受到孤独了，忍受住生命里那些孤独的时候，让另一个“我”来分析这一个“我”，让另一个“我”来教导这一个“我”。每个人内心都有可能存在几个自我，任何一个都是真实的存在，自我与自我相互较量，哪个自我占据主导地位，人生也会截然不同。
　　矛盾心理伴随路遥的创作过程，不断地融入进去，又不时地超脱出来。他和作品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同时又像出世者一般在高处俯视着芸芸众生。路遥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精心建构的虚拟的文学世界中，与小说中的人物倾心对话。他和孙少平对话，与孙少安对话，与田福军对话，与田润叶对话……当他写到田晓霞在洪水中英勇而亡时，他难过地仿佛要死去一般，他第一时间给弟弟王天乐打电话，向天乐诉说着作品中的人物——田晓霞的死。可就像他说的“有些人物的终点不可能在书的结尾部分，在某些段落中就应该终结其存在。”一个真正有功力的作家应该是能够在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内容。读者对路遥作品的评价大多是真实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对生活深刻洞察和透彻理解外，每个人都能够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是他能够和作品中的人物同欢喜共悲伤，和作品完全融为一体。
　　很早就听人说，读书是一个人的修行。后来我觉得，写作也是一个人的修行。我们的写作绝不是为了迎合一些人的口味，这些人固然在文学领域中有些许权威，唾沫星子都有些原子弹的威力。于是，就有一大批所谓文人志士，摆出各式各样的姿态，供人挑选。于是就出现了一些假文学、为了凑字数的文学，走在大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作家，这可真是个作假的世道。“最渺小的作家常关注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作和劳动。”确实，一个作家不应该对写作本身之外的其他事情过于热衷。当时的当代文学处于尝试和实验的阶段，作家们对现代主义潮流的盲目跟风，对自己民族优质文化的丢弃，对于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不自信，这是很可悲的。而对于路遥这种真正致力于写作，在现代主义新潮和陈旧的现实主义中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这种逆流而上的作品，才是经得起历史和时间考验的。除此之外，路遥的作品也是典型的意在笔先，先有明确的主题，再搜集材料，形成框架。这种倒置的方式也和其他作家有些本质的差别。由于“主题先行”，因此在创作过程中更加的吃力。
　　路遥花了六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并在四年后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正当生命踏入辉煌的时候，本该享受创作带给他的快乐时，1992年的冬天，他去世了。路遥的去世，某种程度上说是有原因的。一天两到三包的烟，一壶接一壶的咖啡，不休不止、夜以继日地用生命在写作的态度，经常冷馒头就大葱、饥一顿饱一顿的饮食习惯，生病了怎么也不肯到医院就医的倔强，家庭最终的破裂……都是压死他的稻草。当时的路遥刚跨过四十岁，从人生的历程来看，他的生命正处在“正午”时光。而对于路遥来说，他的“早晨”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