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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恋故乡、谈论问题：文化及历史
黄海兮
郝随穗是这样的一位作家：他迷恋故乡，谈论问题，抒写文史，他喜欢把散文当做史诗来写。
关于他散文写作的地域性问题，很容易让人想到沈从文的边城，莫言的高密，或者福克纳的小镇，一个作家内心无限伸缩的世界，他畅通无阻地在精神和文化的故乡任意表达。可能是虚妄的世界和真实的自我，这种矛盾的焦虑感带来的结果是为作家确立一种身份的认可——乡村知识分子，从村庄开始的记忆，在遭遇城市日常生活的庞杂和琐碎之后，他寻找精神归属感或还原时代黑白的内容。
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作家确立公共的地理意义的书写坐标，并展开自我的辩论、旁白并且布道，但这样处理的结果是消解日益庞杂的细节能力，遮蔽原乡的意义：故乡成了异乡。这种地域鲜明个性公共化后的符号化和概念化，构成了读者后置被植入的经验。而这个被放大的“地方”成了许多所谓乡村知识分子追忆的来路。
我在故乡侨居变得才有批判的意义。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乡村经验，艰难明晰的相关情感，已经变得无可依靠。从这个意义来说，经验的书写是靠不住的，不断寻找（并充满疑虑）失去的故乡可能更加模糊，命名可能变得重要起来。虚拟的中国故事的故乡作成了我们衣食无忧的田园牧歌。
但弑杀故乡的情结也无处不在，它成了我们这代人中不可抚平的情感伤口，我们从故乡到他乡，从他乡到异乡，不断地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故乡于是变成了小三。不停迁徙的故乡和他乡，作家要么迷失自己，要么过于迷恋故乡的非凡意义——因为我们要为它立言、立碑、立传，布道者不说家常话。
再回到郝随穗的散文，我喜欢他写村里的小人物王老五、老罗家们，这些鲜活的中国人的命运历程，他们在不停轮回，无论地理的故乡如何变化，人性总刻骨铭心，我想这是故乡于我们的意义。
面对乡土写作的失去和遗留所产生的当代散文写作困境，郝随穗在不断自我反省与思考中完善着自己的写作系统。他笔下的那些乡村小人物，不是停止于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的这个层面上，而是直达他们的人性深处，与土地、与世事、与命运等等生命和精神双重生存环境相关联的内在式人性景观展现。文本中折射出的人性之深刻，表达的入木三分，令人叹嘘不已。
谈论问题是哲学的书写，无论中外，经典的文学向来如此。这也是郝随穗近年来散文创作的方向。《脏人》《转念间》等作品，涉及社会问题很多，这种类似于刮骨疗伤的痛感写作手法，深刻而尖锐地直指问题的核心，然后一一剖析，寻找原因。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只要人类的困顿还在，这样的宿命永远存世。诗人屈原《天问》把问题抒写到极致，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和勇敢的艺术超脱，让后来者高山昂止——他是最早把诗歌当哲学来写的诗人。作家谈史论今，浮想联翩从来不是什么问题，在物我化的写作中，个人的重心是对时间的进程作出修正或判断，但在丰富和残缺的线装文明的两极冲撞中，取舍成了作家的问题。价值的意义是让我们表达合理的想象，以便切入当下最日常的问题。
另外，对乡土中国要保持一贯的警醒和批判是作家必须书写的。就此而言，郝随穗的系列乡土散文正是在这种警醒中完成了具有自己强烈属性的独特文学样态。现代乡愁不再是一种离愁、思念、别过，不再隔有漫长的时间距离，但乡土在巨变中已经物是人非和沧海桑田。乡，在进行时嬗变，我们如何把握人心变迁的过程，这才是作家应该具备的乡土意识。
我想，郝随穗在审视故乡这些人和事的时候，他会有自己的判断。这种判断基于他不断放大的内心，只有这样，他才能盛装得下他笔下的村庄那些真实的日常和虚无精神，才能赋予五谷六畜、一草一木、山山水水的灵动和价值，并且还原人在这个村庄的真实存在。
村庄，从此活着，在人心中，不再是乌有之乡。
反之，一切虚脱。
那些遥远的，不可捉摸的，尘封的历史或生活史，我们需要一层又一层细心地剥落它，真相通常于背光处，所有的疑难杂症都在骨子里，我们每走一步，十分吃力，又经常靠不住。那么捷径又是什么？它是个圆周，不说和少说，便意味着呈现。
我一直对关于文化和历史的散文写作表达退缩的意愿。我觉得戏说和仿材料式的胡说，字正腔圆的理说，假大空的谎说具有隐蔽的欺骗性。对于读者来说，猎奇的心里是人类的共性，越是离奇，越是荒诞——文化不复，历史无存，这对于散文写作的谈论问题是极大的伤害。文史不分是散文写作有史以来最大的问题，这样导致学术规范不严谨，散文写作不鲜活。
文化或历史应该怎样被抒写？把我置于历史之中，作为旁观者，又要假若自身是当事者和见证者，这是复杂而困顿的，冷峻而准确地抒情，需要作者一颗强大的不为所动的心。我想说的是历史不需要表演，但我们的写作却成了表演。
读了郝随穗有关文化和历史的《黄河过客》《帝国童话的质感》等篇章，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想站在历史和文明的面前说话，但说着说着就成了个垂头丧气的人。而郝随穗即使面对它说了很多话，但他还是个理直气壮的人。他依靠自己多年的生活实践和写作经验，在厚重的历史中挖掘出文化的成因，仅此，他就有充足的理由在众声喧哗中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并呈现出属于自己符号的文本特征。
郝随穗是这样的一位作家：他迷恋故乡，谈论问题，抒写文史，他喜欢把散文当做史诗来写。
关于他散文写作的地域性问题，很容易让人想到沈从文的边城，莫言的高密，或者福克纳的小镇，一个作家内心无限伸缩的世界，他畅通无阻地在精神和文化的故乡任意表达。可能是虚妄的世界和真实的自我，这种矛盾的焦虑感带来的结果是为作家确立一种身份的认可——乡村知识分子，从村庄开始的记忆，在遭遇城市日常生活的庞杂和琐碎之后，他寻找精神归属感或还原时代黑白的内容。
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作家确立公共的地理意义的书写坐标，并展开自我的辩论、旁白并且布道，但这样处理的结果是消解日益庞杂的细节能力，遮蔽原乡的意义：故乡成了异乡。这种地域鲜明个性公共化后的符号化和概念化，构成了读者后置被植入的经验。而这个被放大的“地方”成了许多所谓乡村知识分子追忆的来路。
我在故乡侨居变得才有批判的意义。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乡村经验，艰难明晰的相关情感，已经变得无可依靠。从这个意义来说，经验的书写是靠不住的，不断寻找（并充满疑虑）失去的故乡可能更加模糊，命名可能变得重要起来。虚拟的中国故事的故乡作成了我们衣食无忧的田园牧歌。
但弑杀故乡的情结也无处不在，它成了我们这代人中不可抚平的情感伤口，我们从故乡到他乡，从他乡到异乡，不断地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故乡于是变成了小三。不停迁徙的故乡和他乡，作家要么迷失自己，要么过于迷恋故乡的非凡意义——因为我们要为它立言、立碑、立传，布道者不说家常话。
再回到郝随穗的散文，我喜欢他写村里的小人物王老五、老罗家们，这些鲜活的中国人的命运历程，他们在不停轮回，无论地理的故乡如何变化，人性总刻骨铭心，我想这是故乡于我们的意义。
面对乡土写作的失去和遗留所产生的当代散文写作困境，郝随穗在不断自我反省与思考中完善着自己的写作系统。他笔下的那些乡村小人物，不是停止于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的这个层面上，而是直达他们的人性深处，与土地、与世事、与命运等等生命和精神双重生存环境相关联的内在式人性景观展现。文本中折射出的人性之深刻，表达的入木三分，令人叹嘘不已。
谈论问题是哲学的书写，无论中外，经典的文学向来如此。这也是郝随穗近年来散文创作的方向。《脏人》《转念间》等作品，涉及社会问题很多，这种类似于刮骨疗伤的痛感写作手法，深刻而尖锐地直指问题的核心，然后一一剖析，寻找原因。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只要人类的困顿还在，这样的宿命永远存世。诗人屈原《天问》把问题抒写到极致，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和勇敢的艺术超脱，让后来者高山昂止——他是最早把诗歌当哲学来写的诗人。作家谈史论今，浮想联翩从来不是什么问题，在物我化的写作中，个人的重心是对时间的进程作出修正或判断，但在丰富和残缺的线装文明的两极冲撞中，取舍成了作家的问题。价值的意义是让我们表达合理的想象，以便切入当下最日常的问题。
另外，对乡土中国要保持一贯的警醒和批判是作家必须书写的。就此而言，郝随穗的系列乡土散文正是在这种警醒中完成了具有自己强烈属性的独特文学样态。现代乡愁不再是一种离愁、思念、别过，不再隔有漫长的时间距离，但乡土在巨变中已经物是人非和沧海桑田。乡，在进行时嬗变，我们如何把握人心变迁的过程，这才是作家应该具备的乡土意识。
我想，郝随穗在审视故乡这些人和事的时候，他会有自己的判断。这种判断基于他不断放大的内心，只有这样，他才能盛装得下他笔下的村庄那些真实的日常和虚无精神，才能赋予五谷六畜、一草一木、山山水水的灵动和价值，并且还原人在这个村庄的真实存在。
村庄，从此活着，在人心中，不再是乌有之乡。
反之，一切虚脱。
那些遥远的，不可捉摸的，尘封的历史或生活史，我们需要一层又一层细心地剥落它，真相通常于背光处，所有的疑难杂症都在骨子里，我们每走一步，十分吃力，又经常靠不住。那么捷径又是什么？它是个圆周，不说和少说，便意味着呈现。
我一直对关于文化和历史的散文写作表达退缩的意愿。我觉得戏说和仿材料式的胡说，字正腔圆的理说，假大空的谎说具有隐蔽的欺骗性。对于读者来说，猎奇的心里是人类的共性，越是离奇，越是荒诞——文化不复，历史无存，这对于散文写作的谈论问题是极大的伤害。文史不分是散文写作有史以来最大的问题，这样导致学术规范不严谨，散文写作不鲜活。
文化或历史应该怎样被抒写？把我置于历史之中，作为旁观者，又要假若自身是当事者和见证者，这是复杂而困顿的，冷峻而准确地抒情，需要作者一颗强大的不为所动的心。我想说的是历史不需要表演，但我们的写作却成了表演。
读了郝随穗有关文化和历史的《黄河过客》《帝国童话的质感》等篇章，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想站在历史和文明的面前说话，但说着说着就成了个垂头丧气的人。而郝随穗即使面对它说了很多话，但他还是个理直气壮的人。他依靠自己多年的生活实践和写作经验，在厚重的历史中挖掘出文化的成因，仅此，他就有充足的理由在众声喧哗中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并呈现出属于自己符号的文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