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我们一家人固守在家中，不给自己招惹麻烦，更不愿因一己之利而殃及无辜。回想起在老家隔离的那段生活，即使坚强如我，也处于心理上极度的压抑与烦躁中，而我之所以写下这段文字，就是刻画出疫情期间的真实生活。
　　2019年年底，疫情披露之初，农历腊月二十七，晚近十二点回到老家县城，在兄弟两人为婆婆合购的小单元房里，月初回老家参加葬礼的哥哥遇大雪一直滞留到年前，索性等待我们返乡团圆。得知我们回了老家，孝顺的侄儿、侄媳妇带着两个孩子和嫂子在第三天也赶回来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一个春节在我家正式开启了。
　　腊月二十九，在侄儿他们进门前后，姐姐家大大小小十口人也相继赶来，二十口人的聚餐热闹非凡。如果说侄媳妇带回来的消毒液让向来迟钝的我略感疫情的压力，而二外甥带来的十个N95口罩更多让我觉得暖心。晚饭后传来武汉封城的消息，让人觉得疫情状况骤时紧张起来了。在这无形的紧张中，除夕这天全家人忙活一年中最重要的饭食，没有外出、购物。
　　正月初二吃过早饭，回不去娘家的侄媳妇晚上开始发动大家手制口罩，偶尔凑过去和制作口罩的哥哥、嫂子说句话。
　　初三，全国的疫情进入紧张状态，上午村主任在微信群里统计外来人口的信息，我家十口人，除过婆婆外，都被打入了另册。归乡被疑，心有戚戚矣！疫情期间必要的防备是需要的，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安全的，病毒是由其他人携带而来的吧。小超市的人极少，都戴着口罩，且呈现出戒备的状态。疫情与春节的交叠，使得外地的新鲜蔬菜难以运送进来，菜价明显比往日要高一些，但好在春节每家每户的储备都比较充足。回家交流起物价，年迈的婆婆蹒跚着来到阳台，指着两个装着红薯的纸箱子说必要时这也可以填补几天，大家的哄笑声略有些沉重。
　　初五早晨起床后，姐姐说地暖烤得太厉害了，建议关停一组暖气，不料却导致当晚女儿受凉感冒，给我们此后的居家隔离生活平添了几分紧张气氛。
　　侄儿在央企工作，去年由内蒙古分公司调到了北京总部，按照北京市的最新规定，他们应该在初十到岗，但单位始终未有延迟上班的通知，因此，他们家决定正月初六开车返回呼和浩特。计划初七赶到北京，初八开始值班。这天早上，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偷懒了，八点起床、做饭、吃饭，十点多钟老公下楼送别他们。中午一点打电话时，却得知陕西界允许他们出去，但内蒙古封路了，即使本地的车与人也不允许进入，转了两三个路口始终进不了内蒙古，只好选择原路返回。下午近三点，他们走了四个多小时后又返回了家中。晚上，侄儿给部门领导请假解释了情况，但却不知疫情什么时候才能解除，自己也不可能一直待在老家，处于不甚明了的境地。面对疫情的日益严峻，我曾私下和老公探讨过准备随时等候通知返回学校的问题。其实大年初一、初四学校已经召集他们开过两次会了，同事代他参加的。女儿还是有点发低烧，甚至喉咙肿痛，侄媳妇给她弄来感冒药吃了。
　　正月初七过小年，这天早上我是从天崩地裂的噩梦中惊醒的，为此一整天都惶恐不安。侄儿还是处在留与走以及怎么走的纠结中。吃过午饭，全家人开始午休，家里的各种声音终于停歇了，大家或卧或躺，尽享着这难得的片刻安静。下午三点多，老公的手机响了，学校通知第二天上午九点开会，原则上本人参加。工作、结婚二十多年了，老公每年雷打不动地回老家，每次都是过了初七才返校。尤其在哥哥嫂子都退休养老后，他自觉地承担起大家庭的职责，却要在猝不及防之际留下疫情中的一大家人。情与理的僵持中，事业型的男人永远选择的是后者，但为难的话却要由我来告知家人。
　　我一边唤起女儿让她在家里的微信群告知一下，一边和老公收拾东西。家人闻讯都有点懵了，稍后，不明状况的婆婆表示理解，哥哥却有点难受，尤其得知侄儿准备和我们一起到延安再转机去北京时，乘飞机所面对的高感染风险让家里的每个人都忧心不已，尤其是向来乖巧懂事的大孙女，抱着侄儿哭得泪流满面。但我们都明白，在大是大非面前，小儿女的情长必须让位于民族大义，如果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不能主动站出来挑起重担，这次疫情就会成为国家无法承受的重压。
　　正月初七下午，老公、我、侄儿、女儿带着略显悲壮的心情告别了家人。在高速出口离开时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但入口处全身防护的医务工作者和警卫人员，却让我们在紧张、庆幸中又多了一丝被抛弃的感觉。
　　老家县城我们自行隔离时居住的那间小单元房，全家四代人，上至84岁的婆婆，下至哥哥家两岁的小孙女，不说做饭、吃饭、走动，单单上个卫生间，十口人结束了上一轮就能衔接上下一轮。我们只是普通的中国人，待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每天看着新闻播报中出现的疑似病例人数、确诊病例人数以及死亡人数，庆幸自己还很好。
　　除了坚守岗位、捐款、居家隔离，我们不能为武汉同胞贡献更多的力量，但我们宅在家中。我们坚信：一切都会过去的，包括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