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前进的道路上，能够拥有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生命就有了活力。我搭上了《延安日报》这个平台的快车，使我的人生得以起步发展。
　　我大学学的是中文，读书时代，我就立志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原安塞县中学任教。工作之余，挤时间搞文学创作。1983年3月5日前后，《延安报》发表了我写的一首关于学雷锋的小诗，这是我的处女作。这首小诗的发表，我认为是《延安报》对我文学才能的肯定，也使我对文学创作的热情高涨起来。
　　我的作品初次获奖也是在《延安报》上。《镰刀湾镇散记》于1987年11月份获《延安报》“保险杯”好新闻竞赛二等奖。接着，《关于驴蹄子的两段顺口溜》在《延安报》举办的“改革开放十周年”有奖征文活动中，获得一等奖。《延安报》“杨家岭”副刊的高建群老师对我说：“伟东，你获奖的两篇稿子是好散文。”高建群老师的肯定，使我心中那团对写作的熊熊火焰，一下窜到了头上。
　　1986年，由我和原安塞县中学的另一名教师冯生刚发起，语文教研组牵头组织，成立了“安塞县中学烛光文学社”，办了一张名为《铃声外》的油印小报。当时，烛光文学社被《语文报》评为全国百佳校园文学社团，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时任延安报社社长的师银笙，下乡之际，放弃晚上休息时间，给烛光文学社的社员们讲课，和烛光文学社师生座谈，鼓励大家积极进行文学创作。负责《延安报》“杨家岭”副刊的高建群老师和杨葆铭老师主动跟我们烛光文学社联系，1987年8月18日，“杨家岭”副刊用整版，发表了烛光文学社社员的文学作品。
　　一个好的平台，能帮你脱颖而出。《延安报》在持续肯定我、帮助我实现文学梦想的同时，也宣传了我的才能。1989年3月的一天上午，我在县委、县政府门口迎面碰上时任中共安塞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朱辽成。朱辽成看到我之后，对我说：“啊呀，你这个娃娃，大会小会通过都一个多星期了，怎还不见你的面？”我诧异地望着朱辽成：“通过什么了？”朱辽成说：“你真的不知道？你调到我们宣传部了，让你当通干搞宣传哩。”嘿，真是天上掉馅饼，竟然有这么好的事。那个年代，教师要转行到行政单位去，关口太多，实在不容易。转行，是多少年轻教师求之不得的事情，竟然在我不知情的状况下降临在我头上了。
　　到中共安塞县委宣传部工作以后，延安日报社成为了我的“娘家人”，我跟报社的记者、编辑犹如亲戚一般，常来常往。报社的编辑、记者陈涛、王长辛、王黎、杨宏兰、王维斌、王敏、张春生、黄志荣、康龙、杨旭春、孙世忠等人，频繁来安塞县下乡，给予了我们宣传工作有力指导和帮助，也使我的新闻采访水平快速提升。我们县委宣传部在同《延安日报》合作的“八面红旗”“十大状元户”系列报道及安塞县经济社会发展、杏子河流域治理、延河流域治理系列深度报道，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97年10月，延安日报社试行在各县设立记者站，首选安塞县。当时，中共延安地委副书记忽培元、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延安日报社社长刘忠、各县通讯组组长等，在安塞县隆重召开了延安日报社安塞记者站成立大会，我被聘为延安日报社安塞记者站站长、特约记者。不久，中共安塞县委正式任命我为县委通讯组组长兼延安日报社安塞记者站站长。
　　调到市政府研究室工作不久，当时的吴旗县（现为吴起县）开始实施封山禁牧，单位指定我任封山禁牧课题组组长，同市林业局林政科等同志一道，深入吴旗县展开全方位调研。在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后，经过反复讨论，由我执笔撰写并以市政府研究室的名誉在《延安日报》上发表了《开拓再造秀美山川之路——吴旗县发展生态农业启示录》一文。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市上下引起了很大反响。此后，《延安日报》发表了我撰写的20多篇调研报告和研究性文章，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我也逐渐成长为一名正县级干部。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搭上了《延安日报》这个平台的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