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暑假，母亲的新房子装修好了，她高兴地让我帮忙搬家。搬家时，母亲就是撂不下她那些旧家私，非要给她一同搬进新房不可。我几次说，那些旧的家私扔掉算了，可就是拗不过母亲的老观念，只好顺从了母亲。在整理母亲的旧东西时，看到了一盏父亲留下来的煤油马灯，心中不由得戚戚然。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这盏马灯是父亲用挖药材的钱买来的。那时候，夜晚外出，生产队晚上开会，农田基建的夜间大干，都离不了这盏马灯。因此，父母对它特别珍惜。现在依然记得，父亲那时提着这盏被母亲擦得锃亮的马灯，去生产队的场院里背回分给全家的口粮；母亲用这盏马灯接回她上晚自习的儿女；奶奶用这盏马灯寻找贪耍的孙子。往事历历在目，这盏马灯，也勾起了我对煤油灯的一段封存的记忆。
　　从我记事起，我家就点着一盏小煤油灯。每当天黑的时候，家里人用火柴点燃灯芯，灯就着了，屋也就亮了。这盏小煤油灯有个灯台，灯台是生铁铸造的，下面固定在一个木制的如同个大木碟子一样的底座上，是父亲亲手制作的。灯台有一尺多高，油灯就坐在灯台上的铁窝窝里。煤油灯白天是寂寞的，只有晚上才是家人围绕的中心。每天天黑了，煤油灯就被端到炕头，端到锅前，端到有母亲的地方。天一亮，它就被放在角落里，尽量避开人的腿脚，以防踢翻。
　　在那计划经济年代，煤油要凭票供应，而且价格不菲。油灯也不是随便可以点的，只有在天完全黑下来后，才开始掌灯。我曾经在吃晚饭时嫌黑要求点灯，奶奶生气地说：“不点灯，你还能把饭吃到鼻子里去！”是的，即使不点灯，我们依然能把饭准确地塞进嘴里，而不是塞进鼻孔。
　　这灯，母亲在晚上做饭时就放在灶间的风匣盖上或锅台上；切菜时，母亲就把它放在炕头，把案板搬在炕头，这样既照顾了其他人，也不误事。总之，母亲晚上在哪就把灯放哪里，找母亲先找灯，母亲是家的中心和光明。睡觉了，母亲就把灯放在墙窝里或者炕对面的柜盖上，以防我们晚上睡觉打翻油灯。
　　煤油灯是母亲的好帮手，放在灶台旁，母亲挽起袖子，手脚麻利地切菜、和面。放在炕边，父亲给家里做笤帚和编制筐篮。细软的枝条，在父亲指间上下翻绕，一个晚上的功夫，就能编出一两个筐来。父亲抽烟时舍不得擦根火柴，总是拿他那老烟锅对着油灯接火。顿时窑洞里油灯的油烟和父亲的旱烟交织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弥漫窑洞的角角落落，我们也在这种充满父母味道的气氛中进入梦乡。
　　母亲在煤油灯下，有做不完的针线活。我家姊妹六个，就像雨后的禾苗，鼓着劲儿往上蹿个子，这可真是忙坏了母亲。一年四季的夜里，母亲难得睡一个完整的觉。她总要在煤油灯下，不是给这个做鞋，就是给那个缝衣裳，要么便是织布纺线。针线飞来飞去，一针针一线线都充满着母亲的爱。
　　我们姊妹几个，有上中学的，也有上小学的。我们晚上都要做作业，煤油灯更是不可或缺。由于煤油灯照明的亮度有限，母亲大都是把油灯放在炕的中间位置，我们几个孩子围绕油灯趴在炕上写作业。由于离煤油灯太近，我们闻着煤油火焰的味道，两个鼻孔被油烟熏得黢黑。昏暗的灯光下，书本上的字迹黑乎乎地挤成一团，越是看得吃力，就越想靠近煤油灯的亮光。那时一点细微晚风，或困顿时稍微一低头，一绺额发即刻燎燃，漫开刺鼻的焦煳味。忙乱地拍打额头，摸摸凝着焦油的“新发型”，惊魂难定。
　　上中学时，那教室的里窗台上几乎摆满了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我们姊妹几个拿的是母亲用药瓶做的煤油灯，比其他同学的高出许多，招来许多羡慕的眼神。母亲自制的煤油灯用那微弱的亮光，在漆黑之中与我同行。它照亮我的课本，伴着我琅琅的读书声，陪我度过了美好的学生时代，成为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夜晚深沉静谧，煤油灯送我昏黄的一束光，伴我一夜接一夜的苦读，最终送我走出乡村，走进大学。对于我，煤油灯是一种陪伴，一份慰藉，是让我在黑夜中不再畏惧、坚定不移往前行走的勇气与动力。
　　后来，村子里通电了，油灯也就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于我而言，记忆中的煤油灯，早已与我生命中远去的那段岁月血肉相依，无论离开多久，依旧有一束暖暖的光，照亮我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