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资料图片）
延安革命纪念馆（资料图片）

　　张玉萍
　　作为一名从北京来延安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我在农村摔打锤炼了将近四年之后，非常荣幸地被选派到延安革命纪念馆担任讲解员的工作。我在纪念馆总共工作了七年多。至今，距离我在纪念馆工作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有一些事情回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
　　有幸成为讲解员
　　1972年9月下旬，我正蹲在一个很大的灶台上往锅里贴玉米面饼子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位北京干部带着一男一女两个人向我走来。走近我后，北京干部对我说：“他俩是延安的干部，来看望你们。”说着，他们就要与我握手。因为我手上沾的都是玉米面，黏糊糊的，无法握手。我就说：“等饭熟了一起吃吧。”
　　饭后，这两位从延安来的干部说要召开联欢晚会，让我们每人出个节目。通过他们的自我介绍，我知道男的叫李鸿儒，女的叫孙榜兰。
　　当年10月2日，我们三人一同乘车来到黄陵县。他们把我送上一辆开往延安的吉普车，傍晚时分，我就到了延安纪念馆的所在地。我被安排在一间比普通住房坚固且高的宿舍，像是用做储存资料的房间。
　　纪念馆的资料室就在宿舍的对面。于是我就开始了对党史如饥似渴的学习、抄录，并熟记背诵解说词。那段时光，感觉自己特别充实。
　　练习讲解期间，在领导及资深讲解员的指导下，我的讲解水平得到了提高。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在接待第一批观众的时候，脸上发烧，手还在微微颤抖。但我还是成功完成了那次讲解。
　  艰苦奋斗建新馆
　　不久，我就与其他几位同事被抽调到新馆做室内建设。
　　那是1973年的3月，我们住在集体木板房宿舍。宿舍没有窗户，房门不严。伙食也是以粗粮为主。
　　新落成的纪念馆室内空旷，尚在建设中。我们分别被安排在由上海、西安调来的技师身边，边学边干。我最先开始的工作是跟着一位西安师傅给展柜刷漆。
　　我做事是比较认真的。在师傅的指导下，我先为展柜均匀地刷上一层清漆。因展柜较多，等刷完最后一个，前面的展柜已经干了。于是我就用砂纸沾水轻轻地打磨，不能有磨不到的地方，也不能磨透清漆。就这样反反复复五六遍，展柜才能从里到外透着温润的光泽。可是我的一双手早已面目全非，还裂着小口子，又痛又痒。但当听到师傅的表扬和肯定时，我的心中还是非常欢喜。后来，领导又安排我跟着一位上海师傅，学用钢丝锯在五合板上锯字母。这活儿非常不好干，锯好以后要再用砂纸将其打磨光滑。干这种活计，我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常常都被磨破。然后，要给锯下来的字母刷上白漆，字母上的白漆干了之后再刷一遍。等干透之后，就往展板上对照文件将字母排列好，用钉器钉牢。在此期间，我还制作过大型沙盘模型里的树木花草，很精致逼真。
　　那时，只要建馆的物资一运到，我们就立刻被招呼过去搬运。记得有一次，我们要把新馆窗户上的大玻璃从卸货地点搬到馆内。由于玻璃太重，于是就两人一块玻璃，或抬或扛。玻璃约有两米见方，我和刘忠萍就用肩膀扛着。走着走着，忽听“咔嚓”一声，玻璃粉碎！我俩当时都吓傻了！只见栗德顺师傅急忙跑过来问我俩是否伤着，我们说：“没有。”正要收拾残局，只听他说：“没有伤着就好，不用你们收拾，赶快去休息会儿吧。”虽然我们还没有平静下来，但已被这种关心与爱护感动了。那天要是真的有事，就非常危险。因为当时，玻璃离我俩的脖子太近了。后来，只要回想起那天，后背就直冒凉气。
　　建新馆时期，领导很重视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定期组织我们学习政治理论。我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那时的生活的确很艰苦，但在延安革命先辈开创伟业的感召下，仿佛总有一股力量在激励着我努力前行，我追求党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歇。
　　在杨家岭旧址的经历
　　1975年春节刚过，我和刘忠萍又被调到杨家岭旧址，一直到1979年12月下旬，我们才回到了北京。
　　在杨家岭旧址的五年中，我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的几件较大的事情。
　　首先是我刚调到杨家岭旧址时间不长，得知非常疼我爱我的爷爷过世的消息后，我独自跑到山上痛哭。后来，延锡玉和刘忠萍急匆匆地赶来，安慰我、劝说我，把我扶下山去。在我无助的时候，有人给予慰藉，该是多么温暖啊！那个画面，我终生难忘。
　　来到杨家岭旧址的第二年春节，我使用了自己的探亲假。但是在7月份的时候，父亲生病手术，我又再次请假回北京。令我没想到的是赶上了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在我们还没有缓过神儿来的时候，纪念馆领导却派来当时已从延安宾馆调到外交部的沈庆同志到我家慰问，领导的关怀与温暖让我难以忘怀。
　　最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77年延安的那场百年不遇的洪水。那时我已怀孕5个多月。有一天傍晚，我看到杨家岭旧址的水渠中翻滚着从山上冲下来的黄泥浆加柴草的浊浪。那几天延安连续下大雨，那晚，我在担忧中渐渐入睡。睡梦中，突然听到延锡玉大声呼喊：“小张！小张！快起来！发大水啦！”当时屋内只有我一人，我慌忙穿上衣服戴上草帽走出宿舍，打开门，就听见雨哗哗地下着，往大门口走去，望向平日水位不高的延河，此时已是滚滚黄水漫卷而来，汪洋一片……生平第一次见到什么是发洪水，那阵势太可怕了！我赶紧顺着延锡玉的指引，慢慢爬上宿舍的后山。路很滑，只能揪住道边的树木杂草，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山坡上累了，就坐下来歇会儿。因衣服都被雨水淋湿了，我那凸起的腹部也显现了出来。这时，就听到山坡上的一户人家有人在说：“你怀娃娃了，赶快到窑里去。”我就遵命坐在窑洞的炕上。坐了有两三个时辰，感觉又冷又饿。其间又有好多杨家岭村的农民提着大包小包往山上爬，还有哭声。因为他们的窑洞都已经被淹没了。又过了一会儿，雨停了。我就下山了，看到洪水已经淹了杨家岭旧址的石牌的一半。后来，我得知王家坪纪念馆也被淹，宿舍被冲得只剩下地基，纪念馆有三家人遇难，太悲惨了！至今想起，仍旧毛骨悚然。
　　1977年的春节，我与相爱的人结婚，继而生女。有一天，就在我给七个月大的女儿哺乳的时候，院子里有人哭喊：“救命啊！”我马上放下怀中的孩子，跑出门一看，只见一个满脸满身鲜血的人站在院子里，听声音是新来不久的讲解员李某。我马上回屋取出一块新毛巾为她包裹上，然后搀扶着她向公路边走去，并拦住了一辆军车。此时，王文海和赵海燕已经赶来，让我回去看孩子。我急忙跑回屋，孩子已经掉到地上，我的心瞬间揪了起来……于是作出决定，将不满八个月的宝贝女儿送回北京。
　　1979年12月15日，我离开了延安，回到了北京。但在延安留下的足迹，以及那陶冶身心的延安精神，将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里！激励我人生求索路上永远向前！
　　后 续
　　2000年7月1日，我非常荣幸地参加了延安革命纪念馆成立五十周年馆庆活动。那是在我离开延安整整二十多年后第一次返回。当时，自己兴奋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纪念馆历任馆长悉数到齐，并分别与我交谈；时任政工、陈列、美术等部门的领导和讲解员们欢聚一堂，那场景让我永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