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城市，我搬过多次家，从东到南，再从南到西。搬家是件操心费力的事情，每次搬家前一两个周，我就开始收拾，将各类物品归类打包。遇到可用不可用的物件，只能忍痛割爱了。在收拾物品时，我发现了壹两、贰两、半市斤、壹市斤、伍市斤、拾市斤不等的陕西省和全国通用旧粮票，以及上榆林师范时留下的饭票，它们勾起了我对关于票证往事的回忆。
　　记得改革开放前，物品都是定量供应，人们手中有钱也很难买到自己想要的物品，要用粮票买粮、布票买布、油票买油、糖票买糖……
　　我隐约记得，生活在城市的居民，他们持有商品粮户口簿，每人每月凭粮油供应证在户口簿所在地指定的粮店购买定量粮油。特殊情况下，可领取粮票在异地购粮或在食堂、商店购买饭食和糕点等。若没有粮票，就无法到食堂吃饭或在商店购买糕点等食品。粮票是上世纪计划经济的产物，同油票、布票、肉票、鸡蛋票、煤票、肥皂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票证一样，在计划经济时期，风光了三四十年之久。
　　老爸是吃公家饭的人，常年在外地出差。听老爸说，一张小小的长方形粮票，经常会难倒出门在外的人。望着粮油供应证内存放的多种不同面额、不同大小、不同省市的粮票，就想起父母亲在缺吃少穿年代的辛酸生活，忆起当时紧缺粮票和粮食的日子。
　　小时候，我最喜欢和爸爸、哥哥推着架子车去粮站打粮。一路上，我坐到架子车上，哥哥推着架子车。架子车在崎岖不平的路上颠簸起伏，我就像坐跷跷板一般被上下颠簸着。我高兴得咯咯直笑。老爸在旁边看着我们兄妹情深，也在微微咧着嘴笑。
　　来到粮站，前来打粮的人很多，我就排到最后一个，等着爸爸和哥哥打粮出来。当时，我对打粮十分好奇，就央求哥哥在外面照看架子车，我和爸爸去粮站里面。进到打粮的房子里，发现里边有十来间我们住的房子那么大，一排大约一米二高低的木柜子展现在我的眼前。在木柜子的柜面上，每隔一段就有一个木质的大斗镶嵌在柜子里。在大斗的后面，站着一个穿着蓝色制服、身强力壮的男人。只见他动作娴熟地在那台大秤上称着顾客要的面或米。在房子靠墙处，堆着好多粮食，它们等着被持有粮票和粮油供应证的居民带回家。大斗子中，不停有白面出入。当白面通过大斗子倒入前来打粮者准备的结实的大袋子中，不时会升腾起阵阵白雾。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的头发上、衣服上、肩膀上甚至眼睫毛上、胡子上都落了厚厚的一层面粉，白扑扑的，像童话故事里的白胡子老头。
　　我仗着自己身材矮小，在人群中来回穿梭。不时碰撞到装米、面的袋子，自己的衣服就蹭上了许多面粉，一双小手也蹭得白白的。就这，我还不满足，一心想着要钻进柜台里面一探究竟。
　　我们家装粮的每一个袋子都是母亲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由于一月打一次粮，粮食的数量较多，母亲总是找到厚实的帆布来制作袋子，以防打粮路上将粮食漏了。那些装粮的袋子每个大概有一米五长、四十厘米宽。有的粮袋破了，母亲就会为其结结实实打上一个补丁。那补丁的颜色和粮袋原本的颜色一模一样，除新旧程度，不仔细看，是看不出补丁的。
　　粮食打好了，一个个空口袋变得饱满了。那些胖胖的粮袋子被哥哥一一扛到架子车上，空空的架子车被粮食压得咯吱咯吱响。就这，哥哥还不嫌驾车辛苦，要我坐到粮食堆上面，拉着我和粮食一起回家。
　　上了榆林师范后，饭票和菜票又进入了我的生活。白色的是饭票，深蓝色的是菜票。为了循环利用，它们都是小长方形的软塑料制品。我一个女孩子，一个月吃不了多少，每月都会剩下许多饭票和菜票。饭票和菜票虽然有一定价值，但我的爱心经常泛滥，常常将这些剩余的饭票和菜票送给班里大食量的男同学们。因此，在班里，我和大家的关系极佳，有啥事大家都愿意帮助我。
　　在那个时代，各类票证为人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便利。改革开放以后，它们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成了收藏品。
　　如今，中国国富民强，人民安居乐业。以前大家想都不敢想的“新生事物”，现在已变得司空见惯。买饭、买食品再也不用任何票了。想吃什么，自己做或到小饭馆、大酒店等地随意消费，再也不需要什么粮票等一些票证了。在这个一部手机走天下的时代里，票证带给我的记忆却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