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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命
刘晓玲
  “这一生,最应感谢的就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现在的幸福生活。”母亲激动感慨,每次说起这个话题都由衷地抒发感情,满含热泪地回忆往事。
  1931年的冬天,母亲出生在一个小县城的偏远村庄,三岁时订下一门娃娃亲。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外婆的身体原因,家里只活了母亲一个女娃。二爷自小身体不好,年纪轻轻就殁了,留下三个嗷嗷待哺的碎娃。外公外婆看娃们可怜,全都接到自己跟前抚养。有一年外婆娘家的表弟殁了,家里留下一个瘦弱的女娃没人看管,外婆只是在怀里抱了一会便再没忍心放下。就这样,母亲便有了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日子虽然穷苦,但靠着外公外婆的辛劳,一家人好歹没饿死。
  母亲自小也没个正经名字,因为出生在冬天,就叫“冬娃”。当母亲慢慢长大后才知道,订亲的男人心智不全而且身有残疾。外公虽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说话做事却极有原则,在村民中很有威望。即使知道对方残疾,却也不能任意悔婚。在对方的再三催促下,不满十四岁的母亲含泪出嫁了。
  婚后的生活暗无天日,母亲整日闷不作声,从不与人交流,每天只是低头干活。婆家的奶奶因为不放心残疾的孙子,每晚都和孙子睡在一起,这倒成全了母亲,终于可以安心睡觉。外公知道母亲在婆家的日子不好过,每到农闲就会接母亲回娘家小住。临走时,婆家会把全家人的鞋样交给母亲,待下次回来时需如数做好交给婆家。不堪的婚姻让母亲心灰意冷,自卑自闭,养成了不爱串门、不爱说话的习性。不论是在婆家还是娘家,从不与邻里走动,也不和村里的妇人攀谈聊天,整日里总是将头脸包裹严实,闷头干活,这样昏暗的生活持续了近四年。
  1948年,县城解放了。过去一直居住在陕北红区的表叔回到村里,表叔得知母亲的境遇后,主动到家里跟母亲讲述红区的世界:“红区尊重妇女、解放妇女,妇女一样可以上学,可以工作,红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也就是那时候,母亲第一次听到了“离婚”这个词语。未满18岁的母亲一字不识,但离婚这个词却深深刻进了脑海。在一个农闲日,深思熟虑后的母亲终于鼓起勇气,独自一人步行百里找到县政府民政科提出离婚要求,民政科了解情况后劝解母亲:“县城刚刚解放,现在办理离婚,不利于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就这样把母亲劝说回家。婆家人得知母亲去县城的消息后,开始严加管教,不许母亲踏出家门半步,连吃饭、干活、睡觉都被人看管。柔弱的母亲无力在言语和行动上进行反抗,依然顺从地忍耐着。但在心里,向往自由渴望重生的信念却越来越坚定。终于在一天深夜,趁婆家人沉睡之际,母亲摸索着逃出了家门。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衣衫单薄的母亲顶着刺骨的寒风,伴着野狼此起彼伏的嚎叫声,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却依然义无反顾地奔向县城。天蒙蒙亮,母亲终于走到县城,找到民政科再次要求离婚。第二天,民政科传唤婆家人了解情况并试图再次进行调解,可这一次母亲的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求离婚。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母亲终于如愿以偿,拿到了一张油印的小纸条——“离婚证”。由此,母亲也成为这个小县城第一个离婚的人。手续办完后,民政科科长关切地问:“你现在自由了,想做什么,要回家吗?”“不!”母亲摇摇头,眼里透着希望:“我想念书,我要学习,我要加入革命队伍!”就这样,母亲被留在了县城,安排去县城的妇女培训班学习,开启了崭新的人生。
  在培训班,母亲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教员和群众都像亲人一样,她开始学习识字,听教员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还有许多的革命道理,母亲的心像是突然被照亮了一般,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让她有了强烈的归属感。一个多月后,母亲被分配到县妇联工作,还参加了县政府组织的速成识字班,慢慢地,母亲学会了看书,学会了写信,感觉自己心里面更加敞亮了。后来,母亲被调到县农工部工作,大多时间都是下乡给老百姓宣讲政策,为老百姓解决生活生产问题。那个时候,乡下不时会有土匪出没,深夜突然会有枪声响起,每次这个时候,母亲首先会跑去保护老乡。虽然她还是个瘦弱的姑娘,但从始至终她从未感到过害怕,因为在她心里有共产党,共产党是她的主心骨、是老百姓的坚实靠山。由于母亲吃苦好学,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很快成长为革命队伍里的优秀骨干。1949年春天,经人介绍与父亲相识,1949年7月1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在领导和同事的见证和祝福中,父亲和母亲领取了结婚证书并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时任财政科副科长的父亲,读过书、参加革命时间也较早,在父亲的悉心帮助下,母亲的革命觉悟和文化水平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父亲为母亲取了新名字——雪梅,意思是“傲雪寒梅”。母亲明白了这名字的含义,非常喜欢,并且回赠父亲一个新名字——“先生”。
  1954年,母亲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感恩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成为母亲一生的追求目标和坚定的人生信仰。
  母亲聪明好学、认真细致,从一名妇女干部逐步成长为一名专业的财务人员。有一次,母亲接到通知,需要立刻赴省城参加紧急培训。母亲将刚刚两个月大的哥哥托付给外婆,毅然踏上远赴省城的班车。奶水一次次溢湿了母亲的棉衣,母亲简单处理一下继续参加培训,一刻也不敢懈怠,最终圆满完成了组织交代的培训任务。1977年冬天,延安公路发生特大交通事故,母亲也加入了“事故善后”工作。一位在锅炉房工作的北京知青不幸遇难,她的老父亲从北京赶来为女儿料理后事,老人患有心脏病,稍作劳累病情便会加重。一直忙于“事故善后”的母亲将老人接回家中悉心照顾,直至后事料理完毕才送老人回了北京。
  多年来,母亲一直从事财务工作。四十多年的工作生涯,通过不断学习考取了“会计证”“助理会计师”和“会计师”等资格证书,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作了微不足道的贡献,获得了很多的嘉奖和荣誉,但母亲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多、还不够好。其间,母亲放弃了多次调动和晋升的机会,母亲总是说:“不管在什么岗位、什么职务,最重要的是做好本职工作。共产党的恩情我无以回报,惟有用这满腔热血和踏实认真工作来回报党对我的培养。”1990年,母亲光荣离休了。在办理离休手续后,依然在原工作岗位上坚持工作了两年多,直至新接手的财务人员完全熟悉掌握工作后才离开了岗位。
  年轻时的父亲一心为革命工作透支了健康,暮年时每年都要在医院治疗休养一段时间。而每次住院,几乎都是母亲一个人在照顾,从不让儿女沾手,只有到了晚上,才同意让儿女们轮流看护,第二天又会早早赶来,生怕耽误孩子们的工作。1995年,父亲意外摔坏了胯骨,卧病在床五个多月,母亲没日没夜地陪伴左右,从吃饭、洗澡、翻身和各种治疗、护理、按摩都由母亲亲自打理,虽然儿女们也轮流照顾看护,却远不及母亲贴心。1996年父亲因病去世,这对革命夫妻一生和如琴瑟、相敬如宾,携手走过了47个春秋。
  母亲一生热爱学习,信奉活到老、学到老。离休后的母亲依然每天坚持读书看报,新闻联播是她每天必看的节目。单位组建“离退休干部支部委员会”,她先后被选举为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她积极参加各类庆典和集体活动,年逾八旬依然站在舞台上表演大合唱、诗朗诵,活动发言依然从容自若、侃侃而谈。多年来,母亲积极踊跃地对希望工程、贫困学生和地震灾害进行捐款资助。2008年,母亲在电视新闻里得知汶川地震,她焦急万分,主动跑去原工作单位积极要求缴纳数千元的“特殊党费”,她还教育我们兄妹也要积极参与。在母亲言传身教的影响下,2010年,我将全市先进工作者的5000元奖金全部捐献给红十字会用于青海玉树地震救灾。这就是爱和信仰的传承。
  善良、乐观、温柔而不失坚韧的母亲,全心全意热爱着我们的共产党,她始终教育我们“热爱党拥护党,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这些听起来像课本里的话语,被一些人误解甚至诟病为“喊口号”。殊不知,这正是母亲常挂嘴边发自肺腑的心声。近几年,母亲身体大不如前,有几次晚上突发不适急送医院,孩子们白天晚上轮流看护,可但凡有谁接到工作电话,母亲总是急切地劝导:“不要耽误工作,我这没事,你们去忙正事!一定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位因共和国而重获新生、因信仰而重获幸福的平凡而普通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