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乡村，生活粗疏，凡事大而化之，一年里大大小小的节日基本都无感，只盯着三个节，因为有好吃的。春节不必说，可以从除夕一直吃到十五，那是一年里吃肉最畅快的时候。端午节有粽子吃，也很好，去河边打包粽子的芦苇叶是我的事，劳者有其食，吃的时候就有成就感。然后是中秋，西瓜月饼敬老天，月饼是自家做的，有点土，但回头想，还是比当下各种繁复精美昂贵的艺术品般的月饼好吃。
　　后来对另一个节有了概念，十一国庆，因为拍了一张照。小学一二年级吧，反正小到只知道吃。乡村孩子，不到三顿饭时间，没特殊情况大人是随便我们野的。那天应该没上课，我在河边的老柳树下玩，老远听到母亲喊我名字。我赶紧爬上河堤，母亲拿着我的衣服风风火火朝河边走来。一条裤子，一件长袖衬衫。那时候我不知道衬衫这个词，带袖子的单衣服我们统称褂子。母亲拿着洗干净的裤子褂子来找我，说要带我去照相。
　　照相的来了。三十多年前只有镇上有家照相馆，要跑十里路。谁会大老远去照张相呢。生活像潭死水，每天都一样，你要隆重地去趟照相馆，自己都会觉得难为情。在村庄里，我只知道两件事需要照相，一是结婚登记，一是一年一度的五年级学生的毕业照。可能因为上门的业务少，照相的会隔三岔五下乡来，跟小商小贩似的走街串巷吆喝，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来，然后找个敞亮的地方挂一块布景，想照的排着队，就可以开工了。
　　虽然不会特意去照相馆，但照相的到了村里，那是另一回事。爱臭美的姑娘小伙子憋不住了，把自己收拾利索了等候在布景边。姑娘要戴一条纱巾，小伙子穿包紧屁股的喇叭裤，为掩饰隆重与迫切，等候的时候他们装作漫不经心地聊天，聊着聊着声音就忘情地大起来。
　　我难得照相，高中之前所有照片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二十来张。那天，我穿着短裤背心和凉鞋，跟母亲来到摄影师挂在树枝上的布景前。我记得那布景是一块宽大的布，上面画着金光灿灿的天安门。北京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天天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美术课上我也画天安门，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所以我把刚升起的太阳画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上方。也因此，很多年里我都认为天安门是坐东朝西的。照相的带下乡的布景我看过一些，但没有一幅比这个天安门壮观。为什么会带来这幅布景呢？
　　“国庆节啊。”照相的是个嘴上抹油的小伙子，梳大分头，“往这布景前一站，你等于到首都了。车费都省了。”
　　这个广告打动了很多人。我们都没去过北京，但往这块布景前一站，咔嚓，就到了。照相的人拍成长队。母亲估计也是被他说服了，回家拿了衣服，把我揪到天安门前。
　　搬了几次家，那张照片辗转之后不知去向，但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布景上的天安门画得并不标准，很多地方比例失调，细节上也很草率，不过无妨，一眼看上去，它只能是天安门，这就够了。我双脚并拢，两个掌心贴紧不存在的裤缝，裤脚无一例外短了一截；衬衫一直扣到脖子底下，当时觉得呼吸有点不畅，但我把这种状况理解为拍照时的兴奋和紧张——站在天安门前了嘛。听从摄影师、母亲和街坊邻居们的指挥，我笑起来。
　　咔嚓，那个国庆节，我第一次到了北京。（作者系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