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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那条山沟
天长日久，人到中年，我却始终记得那条山沟；岁月匆匆，往事历历，唯有我心中的那条山沟清晰真切、刻骨铭心。
1969年初的隆冬，顶着漫山遍野的飞雪，我钻进了那条小山沟，遥远、寂静。
在小山沟里，我度过了十六岁生日，一直到二十岁离开。整整四年半，小山沟陪伴了我人生最宝贵的一段年华，我曾留给了她太多的梦想和太多的真诚。以至二十年过后的今天，每每想起她，都使我震颤。
我插队落户的山村——延安县李家渠公社刘家沟大队，距延安城五十里路。
那条小山沟，沟深深的，坡陡陡的，细细长长的。山坡间，散落着七八十户人家。在延安起伏的群山中，她渺小得不被任何人注意。我从未见过也不相信世界上有如此穷困的地方。到处是沟沟岔岔、坑坑坎坎，到处是冰天雪地、荒凉贫瘠。
接受了这一片震惊，我们六个初中毕业生被分在第一生产队，在队里腾出的两孔窑里安了家。
窑洞十分简陋。从外面看只有一扇门，很破旧。门上有个两尺见方的木框，糊了纸，算作窗户。窑洞的四周是残缺的土壁，星星点点地长着几根枯草。我们在窑洞前留影，寄给家人。家人硬是不相信这是住人的地方，姥姥说那一定是老虎洞。
窑洞里阴冷潮湿而且黑暗。山沟原本没有电，晚上劳动回来，我点起小油灯看书学习。光很暗，视力不好的我要凑到油灯前看书。一天晚上，我靠在炕头，在油灯下看书，不知不觉睡着了。油灯点燃了歪在灯前的书，烧着了我的衣服，我在睡梦中被疼痛唤醒。醒来后，只见自己胳膊上的火呼呼地烧着。我慌了，翻身下炕，匆匆忙忙地把胳膊一下子插进水缸。火灭了，仅有的一件毛衣也毁了，胳膊上起了两个大泡，落了一块疤。这是山沟留给我永久的纪念。
初来第一课是一日三餐，生火做饭。那时是农闲，人们都是一日两餐，越稀越佳，为的是节约粮食。这里每人每年的平均口粮只有二百斤，要是去麸去壳，恐怕只够吃两个月。于是粮皮、麸子、红薯秧、玉米芯……只要吃了不死人，有啥吃啥。暗红色的杂面，黑乎乎的窝窝，酸酸的，说不上是什么味道。吃到嘴里，硬是咽不下去。记得每次从北京回来，我都吃不下那些窝窝。可一周过后，肚子里的油水没有了，就又狼吞虎咽地吃开了。
我们像出家人似的，见不到荤，只靠几缸酸菜和粗粮活命。国家每月供应四十五斤粮食，绝对不够吃。只有逢年过节赶上谁家杀猪，可以割两斤猪肉解解馋。过年时，这里的乡亲们也吃饺子，每家还要用软糜子炸油馍。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直吃到反胃。有机会去延安或公社，我们会迫不及待地“解馋”——钻进小饭馆，吃上两个“两样馍”（白面掺玉米面）。
可甚至连自己也不相信，我们居然愉快地接受了这近似残酷的现实。我们砍柴、担水、爬坡、种地……远离家人，远离城市，真正过上了贫下中农的生活。刚到队里几天后，队长给我们拿来斧头、绳子，让我们砍一年烧火做饭的柴禾。我们跟上几个娃娃，钻进山里，手、脸连同衣服都被酸枣刺挂破。一天下来，我们分别背回一小捆一小捆的枝条、树根。
我们住在山坡上，坡下有口水井，用水要自己去担。我个子没有扁担长，压上几十斤重的担子上几个坡，缩着脖子，咬紧牙关，腿却还是打颤，抬不起来脚。只好每次担水的时候，给两个桶里都少放一点水，上一个坡，就停下来歇一歇。坡很陡，井边的路有冰也有雪，一不小心就会滑倒。
为了减轻砍柴、担水的负担，我们的土炕经常是冰凉的，几天洗一次脸，衣服也尽量不洗或少洗，灰头土脸的，倒蛮像个“延安娃”。也许是因为偷懒，也许是不习惯，我全身过敏，起满红疙瘩。痒得很，然后痛，最后烂，很长时间不见好转。衣服被褥上满是脓、血，袜子穿上脱不下来，干脆光脚穿鞋。鞋穿时疼，脱时也疼，就彻底不穿了。光脚走路上工，也轻松自如。当地老乡看了心疼，把黄土烧热，让我用来擦身。水土不服慢慢被治好了，黄土与我也交上了朋友。
我们像老乡一样，每天扛着镢头，日出上工，日落而归，与大自然、小山沟融为一体。劳动是工分制，根据能力，一个工三分至十分。我们从三四分的劳动力，到后来名正言顺的十分劳力，经过了一段艰苦的过程。
当地人称务农为“受苦”。干农活的确很苦，冬天寒风凛冽，我们担粪上山，两筐粪已经很沉，上陡坡的时候，前面的粪筐触到地，也不好对付。几天下来，我的肩头红肿破皮，疼得火烧火燎，直至磨出一块块老茧。春天，风沙滚滚，我们用镢头一下子一下子地翻土播种。由于用不惯镢头，我的手上打起水泡，小拇指上一个挨一个。数一数，双手一共十五个水泡。水泡破后流血，打起茧子，二十年后都不退。夏天，烈日当头，我们锄地种菜。秃山上很少有阴凉地，一早带来的窝窝、米汤到中午都变了味道。秋天，收获的季节，我们一捆捆地背回辛勤的果实，甩着连枷打场，成了土猴。
渐渐地，我们习惯了这里的一切。我满满地担了一担水上山，一瓢瓢地浇在黄土地中，插上红薯苗，种上一畦畦红薯；收工后，我们坐在山坡上，唱着信天游，听着山谷的回声，似乎抹去了一天的疲劳；冰冻三尺，我们刨开冻土，向沟底一车车运土，五个人凑一组，喊着号子打夯，在沟底筑起一条条水坝。我们种起了试验田，种了名为“晋杂五号”的新品种高粱，虽然难吃些，产量却翻了几番；我们买来苹果苗，一棵棵地栽在山坡上，等我离开的时候，果树已经开始结果了；离开不久之后，山沟里架起电线，窑洞里有了电灯，地里有了水泵，还买来了拖拉机。
我在那小山沟，全身心地投入过，我学会了全部农活，什么都体验了。队里办养猪场，我去养猪；粉房缺人手，我学会了做粉条。我当过会计、保管，当过民办小学的教师，也当过妇女队长。我们似乎脱离了外面的世界，在这片小天地中，皮肉受点苦，精神上似乎得到了平衡和满足。
1969年初的隆冬，顶着漫山遍野的飞雪，我钻进了那条小山沟，遥远、寂静。
在小山沟里，我度过了十六岁生日，一直到二十岁离开。整整四年半，小山沟陪伴了我人生最宝贵的一段年华，我曾留给了她太多的梦想和太多的真诚。以至二十年过后的今天，每每想起她，都使我震颤。
我插队落户的山村——延安县李家渠公社刘家沟大队，距延安城五十里路。
那条小山沟，沟深深的，坡陡陡的，细细长长的。山坡间，散落着七八十户人家。在延安起伏的群山中，她渺小得不被任何人注意。我从未见过也不相信世界上有如此穷困的地方。到处是沟沟岔岔、坑坑坎坎，到处是冰天雪地、荒凉贫瘠。
接受了这一片震惊，我们六个初中毕业生被分在第一生产队，在队里腾出的两孔窑里安了家。
窑洞十分简陋。从外面看只有一扇门，很破旧。门上有个两尺见方的木框，糊了纸，算作窗户。窑洞的四周是残缺的土壁，星星点点地长着几根枯草。我们在窑洞前留影，寄给家人。家人硬是不相信这是住人的地方，姥姥说那一定是老虎洞。
窑洞里阴冷潮湿而且黑暗。山沟原本没有电，晚上劳动回来，我点起小油灯看书学习。光很暗，视力不好的我要凑到油灯前看书。一天晚上，我靠在炕头，在油灯下看书，不知不觉睡着了。油灯点燃了歪在灯前的书，烧着了我的衣服，我在睡梦中被疼痛唤醒。醒来后，只见自己胳膊上的火呼呼地烧着。我慌了，翻身下炕，匆匆忙忙地把胳膊一下子插进水缸。火灭了，仅有的一件毛衣也毁了，胳膊上起了两个大泡，落了一块疤。这是山沟留给我永久的纪念。
初来第一课是一日三餐，生火做饭。那时是农闲，人们都是一日两餐，越稀越佳，为的是节约粮食。这里每人每年的平均口粮只有二百斤，要是去麸去壳，恐怕只够吃两个月。于是粮皮、麸子、红薯秧、玉米芯……只要吃了不死人，有啥吃啥。暗红色的杂面，黑乎乎的窝窝，酸酸的，说不上是什么味道。吃到嘴里，硬是咽不下去。记得每次从北京回来，我都吃不下那些窝窝。可一周过后，肚子里的油水没有了，就又狼吞虎咽地吃开了。
我们像出家人似的，见不到荤，只靠几缸酸菜和粗粮活命。国家每月供应四十五斤粮食，绝对不够吃。只有逢年过节赶上谁家杀猪，可以割两斤猪肉解解馋。过年时，这里的乡亲们也吃饺子，每家还要用软糜子炸油馍。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直吃到反胃。有机会去延安或公社，我们会迫不及待地“解馋”——钻进小饭馆，吃上两个“两样馍”（白面掺玉米面）。
可甚至连自己也不相信，我们居然愉快地接受了这近似残酷的现实。我们砍柴、担水、爬坡、种地……远离家人，远离城市，真正过上了贫下中农的生活。刚到队里几天后，队长给我们拿来斧头、绳子，让我们砍一年烧火做饭的柴禾。我们跟上几个娃娃，钻进山里，手、脸连同衣服都被酸枣刺挂破。一天下来，我们分别背回一小捆一小捆的枝条、树根。
我们住在山坡上，坡下有口水井，用水要自己去担。我个子没有扁担长，压上几十斤重的担子上几个坡，缩着脖子，咬紧牙关，腿却还是打颤，抬不起来脚。只好每次担水的时候，给两个桶里都少放一点水，上一个坡，就停下来歇一歇。坡很陡，井边的路有冰也有雪，一不小心就会滑倒。
为了减轻砍柴、担水的负担，我们的土炕经常是冰凉的，几天洗一次脸，衣服也尽量不洗或少洗，灰头土脸的，倒蛮像个“延安娃”。也许是因为偷懒，也许是不习惯，我全身过敏，起满红疙瘩。痒得很，然后痛，最后烂，很长时间不见好转。衣服被褥上满是脓、血，袜子穿上脱不下来，干脆光脚穿鞋。鞋穿时疼，脱时也疼，就彻底不穿了。光脚走路上工，也轻松自如。当地老乡看了心疼，把黄土烧热，让我用来擦身。水土不服慢慢被治好了，黄土与我也交上了朋友。
我们像老乡一样，每天扛着镢头，日出上工，日落而归，与大自然、小山沟融为一体。劳动是工分制，根据能力，一个工三分至十分。我们从三四分的劳动力，到后来名正言顺的十分劳力，经过了一段艰苦的过程。
当地人称务农为“受苦”。干农活的确很苦，冬天寒风凛冽，我们担粪上山，两筐粪已经很沉，上陡坡的时候，前面的粪筐触到地，也不好对付。几天下来，我的肩头红肿破皮，疼得火烧火燎，直至磨出一块块老茧。春天，风沙滚滚，我们用镢头一下子一下子地翻土播种。由于用不惯镢头，我的手上打起水泡，小拇指上一个挨一个。数一数，双手一共十五个水泡。水泡破后流血，打起茧子，二十年后都不退。夏天，烈日当头，我们锄地种菜。秃山上很少有阴凉地，一早带来的窝窝、米汤到中午都变了味道。秋天，收获的季节，我们一捆捆地背回辛勤的果实，甩着连枷打场，成了土猴。
渐渐地，我们习惯了这里的一切。我满满地担了一担水上山，一瓢瓢地浇在黄土地中，插上红薯苗，种上一畦畦红薯；收工后，我们坐在山坡上，唱着信天游，听着山谷的回声，似乎抹去了一天的疲劳；冰冻三尺，我们刨开冻土，向沟底一车车运土，五个人凑一组，喊着号子打夯，在沟底筑起一条条水坝。我们种起了试验田，种了名为“晋杂五号”的新品种高粱，虽然难吃些，产量却翻了几番；我们买来苹果苗，一棵棵地栽在山坡上，等我离开的时候，果树已经开始结果了；离开不久之后，山沟里架起电线，窑洞里有了电灯，地里有了水泵，还买来了拖拉机。
我在那小山沟，全身心地投入过，我学会了全部农活，什么都体验了。队里办养猪场，我去养猪；粉房缺人手，我学会了做粉条。我当过会计、保管，当过民办小学的教师，也当过妇女队长。我们似乎脱离了外面的世界，在这片小天地中，皮肉受点苦，精神上似乎得到了平衡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