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已过去五十多年，可当年在延安插队的许多事情依然历历在目。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我总会想到我们的房东白大娘一家人。
　　村子里白家是大姓。其中一家有亲弟兄三个，大哥二哥均在外面任职，他俩的婆姨娃娃都在村里。三弟在家务农，伺候老娘。
　　我们几个男生被安排住在白姓二哥家里。他家住的窑洞与别家的窑洞明显不同：三孔窑洞的立面是用浅色的石头砌成，每块石材都方方正正，凿出的条纹整整齐齐。木制窗棂交叉斜置，间隔一致，门前的空地也很宽敞。与众不同的是，他家将窑内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粉刷成白色，显得特别亮堂。不像一般乡民的窑洞，直接暴露着暗黄的本色。
　　房东家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墙上挂着的镜框里有很多风景照片。
　　房东婆姨白大娘身材胖胖的，慈眉善目，有四个娃儿。大女儿叫海亮，大儿子叫铃铃，年龄和我们知青相仿。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年龄尚小，我们和他们没有什么接触。
　　到村子后的第一个夜晚，窑洞里冷如冰窖。带来的被子还算厚实，感觉头部有点冷，就戴着棉帽子睡下了。第二天，我们商量着烧火，把炕弄热点。我们看见窑洞门外堆放着很多柴，就抱进来，塞到炕灶里点着了。
　　炕灶里有了火，热气穿过炕下的烟道，窑洞里也有了暖和气儿。再去抱柴的时候，房东的大女儿海亮在门外站着，对我说：“这个不能烧火，这是做鞋的（陕北话‘鞋’发‘hai’音）。”我听不懂，还是抱了一些回来烧了。后来才知道这柴是麻秆，在水沟里浸泡后将表皮揭下来，可以搓成麻绳，用来纳鞋底。烧火糟蹋了房东的麻秆，事后我们一直很内疚。我记得，这是我和海亮第一次拉话。
　　海亮是个很能干的女娃，对人对事很热情，一天到晚总是高高兴兴的，在家照看弟弟妹妹，帮助母亲做饭，有时候还参加劳动，挣几个工分。大儿子铃铃看起来要比同龄孩子灵光一些，说话表达都很清楚，虽比我们小一两岁，但干活比我们强。
　　村子里没有什么娱乐，赶上朱家沟煤矿放露天电影，算是重大活动，铃铃和村里的几个男娃会带着我们翻山去煤矿。看完电影后，我们有说有笑地回来，一点不觉得累。在村子里，他们姐弟俩和知青接触来往得比较多，彼此之间慢慢成了朋友。
　　第一年住老乡家的窑洞，和房东一家人每天进进出出，抬头不见低头见，热热闹闹，关系很融洽。在外工作的房东好长时间才回来一次，我们见过两面，人瘦瘦的。简短的聊天也是围绕着我们是否习惯这里的生活之类的话题。他的话语之间，充满着对我们的关心。
　　第二年，生产队给我们打了新窑洞，我们就不住老乡家了。那时年龄小，待人处事不成熟。住在房东家的时候，房东对我们很照顾，我们却不知怎样回报。后来，尽管我们不再跟房东住在一起，房东一家对我们仍然很好。每逢节令，房东都将精心制作的炸糕、摊黄、杂面、鸡蛋饼等食品送给我们吃，与我们共享节日的欢乐。
　　1970年9月，我和知青李伟被公社招工，要离开村子了。房东大娘特意请我俩到家里吃饭。她家的炕桌上，摆着油馍馍、汤面条，小碟里盛些腌蒜苔、红辣椒，虽谈不上丰盛，但比起我们平时的饭食讲究了很多。这是房东大娘的一片心意，是为我们送行专门张罗的“大餐”。
　　房东大娘说：“你们这两年吃了苦了，当了工人就好了。”海亮没有上桌，一直盛饭招呼我们。那顿丰盛的陕北饭，我至今依然记得。条件所限，也是当时年龄小，不太懂事，现在想起，觉得当时自己总不该空手进门，那天要是拿上几颗鸡蛋去就好了！
　　转眼过了二十多年。1995年的夏天，我女儿小学毕业了，我们带她到延安去，回到村里，让她看看我曾生活过的地方。村子变化不大，我们原来住过的窑洞换了主人。白家老三告诉我：“海亮一家早就搬到城里了，窑洞卖给了从榆林下来的人家。海亮和铃铃都参加了工作，海亮在丝绸厂，嫁给了卷烟厂司机，家就安在卷烟厂；铃铃在西安的某机关工作。”遗憾的是，当年热心照顾我们知青的房东白大娘去世了。
　　1997年，我所在的国家科技部组织陕北科技扶贫团，我积极报名，被派到了安塞任职。卷烟厂所在的地理位置，是去安塞的必经之路。有一天路过卷烟厂，时间尚早，我和扶贫团的同事说：“这里有我们村里的老乡，一块去看看吧！”
　　到家属区，通过各方询问，我们找到了海亮家。我们的突然造访，让海亮激动不已。她眼里闪着泪花，高兴地说：“想不到你还记得我。”当年的年轻姑娘已经变成中年妇女了，但小时候的模样还在。
　　海亮家宽敞明亮，收拾得井井有条。她儿女双全，女儿大学毕业了，儿子在上中学。卷烟厂效益好，能看出来，她的生活挺不错。
　　海亮和我们扶贫团的同事说起很多北京知青在村里的事情，有些事儿我都不知道或是忘了。但从她绘声绘色的讲述中，可以看出北京知青留给老乡的印象非常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