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西班牙神甫漂洋过海，辗转来到中国，在延安东北五公里处的桥儿沟，建设了一座教堂。神甫的初衷当然是推介他的耶稣基督及其《圣经》，结果事与愿违，他所倾心打造的教堂，并没能完成救赎一方苦难的使命，却阴差阳错，成为一座红色文化圣殿的重要标志。
　　时间已经过去了90多年，那座哥特式的基督教堂依旧还在，圣母玛利亚、救世的耶稣基督依旧还在诧异地注视着完全异化了的“基督徒”，诵读着他们的另一位乡党卡尔·马克思创立的“圣经”，拿起文化的匕首投枪，划破黑暗重重的雾霾，在电闪雷鸣中前仆后继，把一面五星红旗插上了天安门城楼。
　　如今，延安鲁艺旧址作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红色旅游景区，当然进行了必要的修葺保护与设施配套，被赋予了众多现代元素。但是，已呈黑褐色的教堂、土木结构的瓦房和学员曾经居住过的窑洞等，基本保持了原来的样貌。走进鲁艺，目睹那些珍贵的历史影像，面对那些中国文化事业的开拓者，了解那些不朽文化经典背后的故事，再联系当下“有数量没质量，有高原没‘高峰’”的尴尬局面，每个人都应该进行深入地反思。
　　延安鲁艺为什么能开创一代先进文化之先河呢？
　　抗战爆发后，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论持久战》的正确战略判断，八路军及其各抗日根据地展开的敌后游击战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斗志，吸引了许多文化人和一大批爱国青年纷纷来到延安。毛主席明确提出，要把鲁迅作为党领导文化战线的旗手，以此来团结带领文化人和文艺青年，将文艺很好地作为整个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此背景下，以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为目标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应运而生。
　　与抗大、陕北公学等相比，延安鲁艺的办学条件同样十分艰苦，但却汇集了延安半数以上的文艺家和许多才华横溢的文艺青年。各种文艺社团、墙报、展览、诗会等蓬勃兴起。1938年，曾经留学法国的音乐家冼星海应邀到鲁艺担任音乐系主任，与诗人光未然合作完成了现代音乐史上的史诗性作品《黄河大合唱》，产生轰动效应。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在民主自由的大环境中，鲁艺不断吸引文艺界精英前来任教，师资力量十分强大。茅盾的《中国市民文学概论》、周扬的《新文艺运动史》、曹禺的话剧《日出》、何其芳主持的文艺沙龙、周立波的《名著选读》等等，推进鲁艺的教学逐步走向“正规化“”专门化”。一时间，延安成为全国革命和进步文化的中心堡垒。
　　但是，鲁艺师生不少是“亭子间人”或者“山顶上人”，其中许多人并没有完全脱离“小资”情调，出现了一味追求“高大上”而脱离抗战生活、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音乐系排练演出学院派十足的音乐会，戏剧系推出的多是西洋歌剧，美术系的木刻作品甚至引起群众嘲笑。抗日前线军民对此不满，批评的声音很多。桥儿沟的老百姓拍着鲁艺的窗户喊：“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解不下。”文艺界内部也是见仁见智，争论不休，出现多种思想流派。对此，“整风”开始后，毛主席在多次邀请文艺界人士座谈并与鲁艺教师深入交换意见的基础上，于1941年5月2日到23日，主持召开了三次座谈会，其中半数以上与会人员为鲁艺师生。会议开诚布公、畅所欲言，有激烈的争论，也有开怀的大笑，充满轻松愉快的民主气氛。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讲话》统一了思想，解决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等思想问题，在制度与文化层面确立了文艺为革命战争的主体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方针。
　　座谈会结束没几天，毛主席再次来到鲁艺，作了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演讲，号召鲁艺师生深入太行山、吕梁山的“大观园”，为抗战服务，为最广大的工农兵服务。
　　鲁艺人在“文艺整风”中，经历了几个月的深刻反省和互相检查，决心脱下学生装，深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真正为时代代言、为人民发声。文学院成立了鲁艺宣传队，向民间文艺学习，在桥儿沟村秧歌“老把式”的帮助下，创作出《兄妹开荒》《南泥湾》等表现根据地生活的“鲁艺家”秧歌，成为桥儿沟、柳树沟等当地农民奔走相告、热情追捧的精神美餐。美术系创作的木刻作品吸收陕北民间年画的养分，不仅受到延安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欢迎，而且在重庆木刻展上引起轰动。鲁艺工作团在绥德整理创作出的《东方红》《十绣金匾》等民歌和多幕秧歌剧《周子山》更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学员贺敬之在南泥湾劳军时创作了歌曲《南泥湾》。文学系教员公木改编了歌曲《东方红》。李焕之、刘炽利用陕北民间唢呐曲改编的《哀乐》，一直沿袭到今天。根据“白毛仙姑”的故事素材，鲁艺经过大半年的集中创作排练，大型歌剧《白毛女》在“七大”召开之际公演，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引起延安军民强烈的共鸣。
　　就这样，延安鲁艺师生通过坚定不移地走进生活、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与理想追求，采取人民群众最熟悉、最热爱、看得懂、能接受的艺术形式，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的有筋骨、有温度、接地气的艺术作品，为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变革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动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成为一座至今依然光彩夺目的文化丰碑。
　　抗战胜利后，鲁艺师生被分编为华北、东北两个工作团，打点行装、重新出发，奔赴民族解放第一线。深入生活、走向人民的鲁艺师生，创作出大量拥有“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优秀作品。以抗战为题材的有马烽、西戎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和孙犁的“荷花淀派”小说等；以土改为题材的有周立波、丁玲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新编戏剧有《逼上梁山》《血泪仇》《穷人恨》；新民歌有《东方红》《翻身道情》《高楼万丈平地起》等等……这些强化阶级对抗与革命伦理的优秀作品，这些“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不仅在当时就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即使到今天也是不可否认的红色经典。
　　宝塔山下红旗漫卷，延河两岸激情燃烧。八十年笔墨春秋，八千里风起云涌。延安鲁艺，不仅承载着不应该忘却的历史记忆，而且蕴藉着对当下文艺发展的深刻启示。
　　历史渐行渐远，但延安鲁艺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