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诗人普希金曾经说过:“一切的痛苦都将过去,而那些过去了的,都会成为美好的回忆。”
如今的年轻人,再也用不着为吃饭烧柴之事去历尽艰辛了,而我们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人却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里,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得不为了生存去奋斗、去拼搏、去冒险。
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生活环境,使我们这一代人走了一条不平凡的人生之路。
那是一九六九年来到陕北插队后不久的日子,我们队的北京知青已经开始分灶独立生活了!柴米油盐,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自己解决。生活中的一道道难题,一下子摆在我们这些刚刚离开父母、离开大城市、步入社会不久的十几岁的男孩子面前。
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精打细算,才能用每月几十斤的带壳口粮勉强对付到月底。然而令我们担忧的不仅仅是不到月底就没粮吃了,还经常没柴烧。这没少让我们绞尽脑汁、费尽心思。
陕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加上干旱少雨,塬上植被本来就少,砍柴成了我们知青生活中的最大难题。善于攀登爬山的陕北老乡,早已把附近山上的柴砍光了。植被越来越少,水土流失则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形成恶性循环,烧柴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村里老乡为了寻点干柴,要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以外的荒坡去砍,要是没有点体力和经验还真不行!这对于我们这些过惯大城市优越生活的北京知青来说,实在是一个考验。刚到村里时,队上给我们准备的柴很快就烧完了。当时我们还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偌大的黄土高原还能砍不到柴?”我们决定亲自尝试一下。
记得那一天,轮到同学“球子”(严铁球)做饭。陈绥、高庆祥和我上山干活。上山前,我们已经商量好,每个人都要利用干活休息的时间砍拾些柴,待晚上收工捎回来用。
地里干活歇晌了,我们几个匆匆吃上几口冷团子(一种用玉米面或黑糜子面蒸的发糕),便立即分散寻找柴源。我和陈绥在山坳里转了几圈,结果一无所获。沮丧之余,我们俩还是决定攀到半山腰,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寻找山崖边上的一点干柴。我们俩东一点西一点,好容易才凑了半捆柴。此时我心里正暗暗叫苦,忽然高庆祥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高兴地跑过来,距离我有几米远就喊起来:“嘿!山底下发现一根树干,又粗又长,我搬不动,你们快来!”我和陈绥一听都乐坏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三个人一商量,决定还是等傍晚收工后再搬。好不容易盼到收工了,陕北老乡樊明友也志愿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准备帮助我们。
我们一行四人开始顺着羊肠小路向山下走去。经过一番找寻,终于找到了木头所在的那个地方。在那满是野草荆棘的洼地上,一根粗大的树干横躺在那里。树皮已经发黑干枯,看样子已经躺在这里很长时间了。只是隐蔽在荒草丛中,不易被人发现。想必当初不知是哪个贪心的家伙偷偷地砍伐了这棵大树。大树的枝杈已被弄走当柴烧,只剩下躯干被抛弃在这里。
我们四个人互相看了看,都紧了紧腰带,一起动手,扛着这根树干往前走。可向前走了几米,我们就停了下来。前面越来越难走,我们累得一屁股坐在树干上,对着这“庞然大物”直喘粗气。这时,天渐渐暗了下来,肚子也开始“咕咕”地抗议。我们抬头望着那崎岖的小路,再低头看看脚下这棵“大柴”,却无法把它弄回去。刚才的那股高兴劲早已飞到九霄云外了。“怪不得没人要,看来确实难啃呢!”高庆祥一边擦着汗,一边喘着粗气说。“咱们还是用斧子把它砍碎再扛吧!”在陈绥的提议下,我们费劲地砍了起来。当我们砍了一阵,天已经黑了,夜幕笼罩了整个山谷。一想到时有出没的狼和豹子,一想到那陡峭的山路,我们都不由得心生恐惧。我们面面相觑,无奈之下,只得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具“僵尸”,并且在路边做了标记,准备有机会再来收拾它。
没有月光的山路上,漆黑一团,看不见几米开外的事物。我们三人加上老乡樊明友,小心翼翼地走在这羊肠小道上,大家都默默无语,谁也没心思说话,只顾低头看路,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此刻,这寂静空旷的山谷里不时传来一两声奇怪的鸟鸣,间或传来像婴孩悲哭一样的狼嚎,更使人增添了莫名的恐怖感,更使人毛骨悚然。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深一脚浅一脚、一步三滑地往前走。多亏了老乡樊明友给我们带路。我们互相拉扯着,艰难地向山上爬去。樊明友几次劝我把背上的半捆柴扔掉,但我始终不肯。还说:“人在柴在,一定要把好不容易拾到的这点柴背回去,伙伴还等着用它烧火做饭呢。”当时,真有点要柴不要命的劲头!
再往前,路就更难走了!老天爷好像也有意和我们作对,天阴沉沉的,黑云遮盖着月光。虽然我的视力1.5,却也只能看见眼前模模糊糊的小路。陈绥眼睛近视,我估计他的处境更糟糕。尽管我们加倍小心,却还是身不由己。突然,扑通一声,我终于一脚踩空,连人带柴栽了下去……我的心一阵紧张,心想:“这下完了!”禁不住失声喊着:“啊!我掉在什么地方了?”此刻,当我还没来得及分辨出周围的一切时,一个黑影跟着扑了下来,急切地叫着我的名字。我一下子听出是陈绥!他是冒着失足的危险来救我的!我心里顿时一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觉得心跳加快。我们俩紧紧抱在一起,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友谊!
这时,高庆祥、樊明友也一起来找我们了。他们拉着我们俩,离开了这个只有一米宽的土台。再往前一步,就是望不到底的深渊。好险啊!由于紧张,我出了一身冷汗。山风一吹,才感到几分寒意。我的背上、脸上和手臂上被那捆始终不肯扔掉的柴划破的地方,这时才感到针刺般疼痛。幸好没有伤着筋骨,我的那颗怦怦跳动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
忽然,前面不远处传来了人声和手电筒的光束,原来是队长领着几个社员来寻我们。他们得知我们几个天黑了还没有回村,十分担心。看到他们,我们几个迷失山路的孩子像见到了亲人一般高兴。队长接过了我背上的半捆柴,用手电筒照着路,带我们很快走出了漆黑的山谷。不一会儿,我们终于又回到那熟悉温暖的窑洞里。
此时,留在窑里做饭的“球子”为了给我们压惊,特意准备了“压饸饹”,用我们这点来之不易的柴烧水做饭。当我们几个狼吞虎咽地吃着香喷喷的“压饸饹”,讲述着一路上遇到的危险时,用七斤面做成的“压饸饹”不知不觉全部进了我们的肚里。
这次砍柴的经历只是我们艰苦生活中的一段插曲。陕北插队的日子有苦有乐,陕北乡亲们以他们的淳朴善良教会了我们生活。
光阴荏苒,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们,如今已各奔东西,继续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好友陈绥定居西安。无论天涯海角,活着的朋友终有重逢的一天。但是,那去了的却永远无法谋面。曾经为我们压惊,给我们压饸饹的“球子”在延安因一场意外事故,永远留在了陕北的土地上。
今天,回忆起往事,写下这篇文章,也是对逝者的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