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向阳

　 主持人胡琛：本期《作家说》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梁向阳。梁向阳笔名厚夫，1965年生，陕西延川人，延安大学路遥与知青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特聘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宝钢优秀教师奖获得者、陕西省教学名师。著有《路遥传》《走过陕北》《当代散文流变研究》《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民间文化》等多部著作，十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两篇文章入选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荣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项、陕西高校人文社科奖五项，以及柳青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奖、《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等。
　　胡琛：梁老师，您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
　　梁向阳：阅读是我的精神底色，写作是我与世界对话的基本方式。我能走上文学之路，肯定与家庭氛围和成长环境有关。我的爷爷是家乡一位有名的书生，父亲是语文老师。我是在窑里裱炕的报纸上完成所谓“学前识字”的。我小时候，爷爷经常指着裱炕的报纸教我认字，久而久之就养成爱识字的习惯。我爱看书，在全村孩子中出了名。我少年时代的所谓“零花钱”，几乎大都买了“连环画”，它们建立起了我的文学想象。
　　同时，我老家的北京插队知青很多，知青退潮后，留下很多“知识青年用书”，我一度时间迷恋上知青留下的这些书籍。我记得大约是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偶然得到北京知青留下来的《各国概况》，淡蓝色封面，书前扉页有许多彩色插图，专门介绍世界各国国旗；正文文字介绍世界各国基本情况，甚至各国的军事情况。这本书对于一个正在向往外部世界的山村少年的诱惑可想而知。在那个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的年代，这本成人书籍自然就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后来看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发现田晓霞送给孙少平的礼物中就有本《各国概况》。看来这本书给路遥也留下深刻记忆，把它设计成重塑孙少平人生的重要“道具”。书籍给我提供了瞭望外部世界的窗口，同时也使我有机会产生兴趣与爱好。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一直影响到我后来的职业选择。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延川“山花”作家群路遥等人的直接引领。陕北有句俗语：“文出两川，武看三边”，其中的“一川”就是延川。延川百姓有着深厚的“尚文重教”传统，延川的文学艺术以《山花》为“辐射源”，形成了一个以文学为引领，民间美术、戏曲、音乐等竞相开放的独特的“山花文艺”现象。“山花”在延川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享有独特的地位，起到了滋润百姓心灵、推动延川文艺发展的重要作用。
　　我曾在《路遥传》“前言”《我与路遥》中这样写道：“路遥是我的文学前辈，我是路遥的追随者，我们都是延川人。我少年梦的形成，人生的展开与飞翔，均与路遥、谷溪、闻频、陶正、史铁生等人的文学引导分不开。路遥是延川县中学的校友，关于他的履历，我的许多老师都如数家珍。1981年，他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后，县中学的老师们这样夸路遥：‘我们路遥的小说获奖了！’‘我们路遥就在这孔窑洞里住过！’……‘我们路遥’，这是多么亲切的称呼！当作家真好，这是我中学时代对文学最直接与最朴素的认知。从那时起，我就用心来遥望路遥，也有了明确的文学创作冲动……”
　　我的理解，我能走上文学道路是多重因素的作用，不是简单的一种因素。我青年时代就是一名狂热的文学青年，自然也是位理想青年。文学是理想的同义词，这对于我来说非常适用。
　  胡琛：您的文学创作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梁向阳：我是坚持两支笔表达的人。一支笔是文学创作的笔；一支笔是文学研究的笔。我是以文学创作起步，转入文学研究的。我的正业是撰写文学论文、研究著作，业余才是文学创作。我1990年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任教。高校教师不搞学术研究，没有任何出路。我在开始做学术研究时，也经历过两眼一抹黑到找到一线光明、再到渐入佳境的过程。我是搞文学创作出身的，深知创作与想象力有关，必须走一条属于自己的独辟蹊径的学术道路；而学术研究一定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往上爬，要有学术创新，就必须最充分、最广泛地占有前人的学术成果，进而寻找到自身的突破。这样，我根据自己的特点，坚定地走上属于自己独特的学术道路：从当代散文研究出发，走到延安文艺研究的深处，再进而形成自己路遥研究的学术优势。
　　路遥研究是我近二十年来的学术研究重点。路遥是延安大学最重要的战略文化资源之一，以申沛昌老校长等为代表的老一代领导与学者作出了重要贡献。我有幸参与其中之后，便把路遥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主攻方向。我先后合作主编《路遥研究资料汇编》等七八部资料集，为学校的路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我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重要报刊发表大量路遥研究论文与评论。当然，我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表达，出版过《走过陕北》《行走的风景》《心灵的边际》等散文集。我的散文《漫步秦直道》与《我的“延川老乡”——关于北京知青的记忆》先后在1999年与2013年入选“中国年度散文排行榜”。
　　我认为不论文学研究还是文学创作，均要有丰富的文化想象力、坚定的文化执行力，进而形成深刻的文化创造力。这三者是相统一的，其结果是“深刻的文化创造力”。一切文化产品，均是深刻文化创造力的结果。优秀的文学作品，自然有引领人心的作用。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
　　胡琛：您创作了很多作品，那么目前对您来说最满意的一部是什么？
　  梁向阳：我觉得《路遥传》还有一些可取之处。这本书自2015年1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以来，已经先后17次印刷，发行达十多万册，豆瓣读书一直是8.1的高分，创造了纪实文学成为“畅销书”的奇迹。该书出版后，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宣部党建电视等国内上百家媒体先后报道、摘发、连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纪实春秋》节目连播全书。该书入选中国出版集团2015年第二期中版好书榜推荐图书、凤凰好书榜、2015年全国教师暑期阅读推荐书目等，入围2015年“中国好书”入选图书；获得“中国书业”2015年度“最佳传记类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双十佳”图书等多种奖项。同时，这本书在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中都产生了强烈反响。《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文艺争鸣》《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刊发大量专业评论高度评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的《路遥路遥——<路遥传>评论与访谈集》，收录关于此书的代表性评论与访谈文章。此外，作者还应邀在包括中共中央组织部、清华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宁波天一大讲堂等在内的全国60多个国家机关与高校传播路遥文学精神，产生了广泛的文化影响。
　　由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与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好书”组委会推荐语，这样评价该书：“路遥文学馆馆长厚夫历时10年，遍访当事人与知情人，用编年史的方式写成此书。路遥悲壮如山的人生故事，光焰不息的文学精神，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新时期文学的事件与风波，坚实苍凉的黄土高原与星光闪烁的青春理想，传主的贫穷苦难与攀登文坛高峰的荣耀、辉煌都在传记中得到真实的还原与艺术的再现。本书填补了路遥研究领域的一块不易补上的空白，也在同类传记文学中达到少见的高度。”
　　如果说《路遥传》取得了一些成功的话，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可以总结：第一，我任教的延安大学是路遥的母校，这使得我有研究他的诸多便利条件。第二，得益于我长期以来所坚持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表达。学术使人理性，文学使人感性，而我这种长期左右开弓的方式，使我较好地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找到平衡点。传记文学不同于以虚构的人物故事为内容的其他文学作品，它具有“传记”和“文学”双重性质。作为传记，它有信史的价值；作为文学，它有艺术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我在《路遥传》的撰写中较好地处理了文学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使这本传记既尊重历史史实，又有流畅阅读的快感，还有深刻思辨的深度，适合多层次读者阅读。第三，也得益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优秀编辑团队的重视和支持。
　　路遥是一个视文学事业为神圣使命，并用整个生命去打造自己文学世界的作家，他是用燃烧生命的方式进行着文学创作。我的《路遥传》就是再现路遥人生的奋斗历程，解读路遥的人生与精神。作为路遥生前的忘年交，我试图在《路遥传》里为读者呈现一个丰富、饱满、全面的路遥，让人们知道路遥不仅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更是一个搏击人生的典范。在长期的创作中，他既敢于忍受创作过程中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与寂寞，也敢于迎风而立，挑战“唯洋是举”的文坛风气。作家的生命长度是由其作品来决定的，作为深受路遥影响的作者，我有责任也有义务通过《路遥传》这本书，做好路遥人生与精神的解读工作，给社会提供更多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让路遥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
　　胡琛：未来您有哪些计划？
　　梁向阳：想法很多，伺机而动吧。毕竟年龄大了，心态也发生一些变化。但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息。我总是认为奋斗的人生最充实，奋斗的人生最快乐。我今后还是会在继续讲述陕北故事、延安故事与路遥故事上开掘与发力。
 　 胡琛：梁老师，您可以给一些年轻作家们一些寄语吗？或者说，您有什么勉励大家的话吗？
　  梁向阳：有梦想注定不平凡。当然，有了梦想后还要有扎实的行动力。行胜于言，行动力更重要。作家的劳动就像陕北父老乡亲们种地一样，除了耕种，别无他途。作家只有用诚实的劳动、用辛勤的汗水，写出好作品，才能得到读者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