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婳遥
　　2013年6月17日，时任延安市委副秘书长的高宝军，赴任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兰县县委书记。从离开家乡的那一天起，这位地地道道的陕北人与西藏的缘分便开始了。
　　作为援藏干部的高宝军在工作之余笔耕不辍，曾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多篇散文、随笔，还出版了散文集《藏西笔记》《半亩闲田》等。2017年《藏西笔记》散文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有六辑59篇。除此之外，这本散文集开头有《阿里赋》和《普兰赋》为代序，结尾有《梦在普兰》为代后记。在《藏西笔记》中，作者既表达了他作为援藏干部的使命与担当，也书写了对家乡陕北高原的深深眷恋。
　　“年入户千余家之多，岁行车五万里之距；传上情于家喻户晓，解下情乎一动一举。闲来细忖，顿省一理：近山者知鸟，邻水者识鱼。”千里援藏的工作经历，雪域高原的生活体验，是高宝军写作《藏西笔记》的宝贵资源，某种意义上说，《藏西笔记》就是他工作与生活的记录簿。他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用行动和真诚走近藏民心中，将普兰县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自然风貌等等，全都详细而深情地记录下来。在这本书中，高宝军以文学的形式“发现”西藏，“拉拉杂杂说这么多，其实就是想把我工作了三年、生活了三年的普兰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普兰是一个什么地方，看普兰人怎么生活，听普兰人有什么故事，探究他们如何感知自己和这个世界。”区别于大多写西藏美景的散文，高宝军的散文多了些人文关怀，诠释了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
　　“沧海可填山可移，男儿志气当如斯”，作为援藏干部的高宝军因使命而开拓，因责任而担当。面对闭塞的藏西地区，他俯下身子，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用心用情做好工作，经常下乡调研、入户走访，了解民情风俗、体察群众疾苦。当他听说央庆拉姆和乌金多吉跨国婚姻故事后，为了弄清楚两人跨国家庭的组建过程，高宝军几经周折亲自走访拉姆，在了解到她生活的窘境后，将兜里仅剩的钱都给了她。正是这样一桩桩细致入微的小事，让高宝军与普兰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面对当地落后的教育现状，高宝军深知，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他提出：“要把教育工作搞上去，还必须出几身汗，掉几层皮，下大决心去从长计议。”在他与普兰全县干部群众多年的努力下，普兰县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在《普兰赋》里这样写道：“今日之普兰，环保县、文明县、平安县，殊誉满疆边；明日之普兰，大跨越、大发展、大和谐，明珠嵌高原！”这字里行间，都饱含着一位援藏干部对普兰如今变化的由衷欣喜、对普兰未来发展的热切展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活在特定地域的散文作家必然受到地域文化的熏染与陶冶。陕北高原是高宝军精神生命的生成之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养成了他乐观豁达、坚韧不屈的精神特质。从陕北高原走到遥远的藏西高原，高宝军魂牵梦萦、每每梦到的都是陕北的黄土地，牵肠挂肚、朝思暮想的是远在千里的家人。《藏西笔记》中无论是对西藏风情的诗意呈现，还是对西藏工作的详尽记录，字里行间流露出浓浓的乡愁。来到西藏，高宝军曾称自己为“旁观者”。他称：“为了更好地了解普兰，我总是把它与故乡陕北对照而观。在这种对照中，普兰变得熟悉和亲切起来。”这种对照而观，使高宝军的散文呈现出藏西文化与黄土文化冲突与交融的种种痕迹。同时，地域文化的差异也赋予了作品更多的深层意蕴，让作品生发出独特的“陌生性”审美体验。如高宝军写西藏的冈仁波齐神山时看到的东西就比一般信众要多，他感觉到的是最新鲜的东西。面对藏族同胞“天葬”的习俗，他感慨的是人生的无常；面对用身体丈量土地、磕头转山的信徒们，他体会的是信仰的神圣。高宝军用自己独特的视角，不仅带领读者感受了西藏的大美景观和人文内涵，也给予了读者更深刻的阅读享受。
　　最是黄昏牵人心。黄昏映照下的普兰，“暮归的牛羊把村巷塞得满满当当，农牧民门口传来母亲呼唤小孩的声音，这情景和家乡陕北的黄昏一模一样。”面对似曾相识的景色，高宝军说：“只觉得有点落寞，有点寂寥，有点怅然，甚至还有点委屈。”但当他想到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干部和官兵时，责任心和成就感便暂时盖住了乡愁，又重新站起身来，顶着寒风与黑暗，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去了……
　　高宝军说：“由陕西到阿里，由援藏到调藏，我一点也没有感到后悔。这倒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境界有多高，而是阿里这片高天厚土太感召，让我懂得什么样的人生最美丽，什么样的生活有意义。在这里，我没有觉得苦，也没有觉得累，更没有觉得远，尽管也偶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触景生情，但更多的是已把异乡当故地的深度融入！”
　　是的，高宝军这位陕北汉子正是缘于对西藏的热爱，把心彻底交给了雪域高原。我们自然也有理由深信，在今后的西藏岁月里，他会写出更多视角独特的佳作美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