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青进村插队第一年，是由国家提供口粮，第二年才和村民一样靠自己所挣的工分分配粮食。一是因为国家要尽可能地给村民减轻负担，二是体现了国家对知青的关心，我们到陕北富县插队也是如此。
　　1969年是国家提供口粮，每月按日子去队里仓库领粮食，套牲口自己磨面。我们都是半大小子，没有单独生活过，哪里懂过日子要精打细算？虽然每月20多公斤原粮，架不住每天吃捞面，基本半个月粮食就快吃完了，这才想起节衣缩食，可为时已晚，到月末时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了。
　　那时我们村里知青分别在三个小队，吃饭三个灶，知青自己做饭。我比较有个性，每天除了下地干活极少串门，留着时间每天还要练练武术基本功，估计也是这原因，饭量比较大。粮食断顿，跟小队长汇报，领导很讲原则，不到日子不发粮，但又不能把我们北京娃饿出个好歹来，不知从哪里搞来些土豆给我们充饥。我们村好像不种土豆，估计是从寺仙调来的。不知其他两个小队知青是否也断顿了？女知青吃得少，不会挨饿。月末的日子真是难熬，我们四人每顿饭都是土豆，因为没有油，我们只能蒸土豆吃，吃腻了再煮土豆，最后是火烤土豆，吃得我眼睛都绿了，白天依然要下地干活，我突然发现脚腕上还绑着沙袋，气得一把扯下来丢到墙角。吃了一周，我终于招架不住这“土豆大餐”，一下吐了。
　　奇怪的是其他三位舍友竟然照吃不误，我真心佩服他们。那天我没去干活，自己在屋里躺着，我寻思着他们仨为啥没事，是不是每天出去“打野食”了？一下又想到北京我家旁边的上海“老正兴”饭庄的红烧肉和砂锅豆腐……
　　村里福合支书听说我卧床不起前来看望，以为我病得很严重，我没好意思说是因饿再加上吃土豆不适的原因。陪村支书前来的还有县里派的驻队干部，他进屋就绷着张脸，东看看西瞧瞧。那眼神让我想起大院里小蔡他哥，他哥是狱警，以前还干过刑警，走哪都像办案一样。看到我床头有根绳子连接到门栓上，便问是干啥用的？我很天真地告诉他，自己每天晚上睡得早，别人都出去玩，他们回来时我懒得下床拉一下绳子门就开了。他听后竟然说我懒到这种程度，到现在还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顿时火冒三丈，说了句“你有文化吗？”并坐起来与他理论，还是村支书处理问题有经验，急忙推着王干部往外走。
　　说来也怪，我真的躺了两天就缓了过来，觉得身子也轻快了，像“辟谷”后出关似的。不过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开始懂了啥叫“民以食为天”，吃粮食必须要算计，有粮时要想到没粮怎么办。村民们常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这是至理名言。从此我们每次和面都用碗计量着，不能随意，而且不能总吃白面，我们也跟村里婆姨们学会了蒸糜子面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