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复强
　　1976年，我离开了插队七年的延安，调到石油管道局（在廊坊）工作。随着光阴远去，不知何故，我时常怀念起延安的风土人情。到了2000年，怀念的心情更加浓烈，搅得我坐立不安，睡不踏实。我写了一篇插队时的故事，拿给女儿看，千余字的短文挑出十几处错别字。
　　我没有写作基础，却萌发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有生之年创作一部小说，把存留在记忆里的陕北人民宽厚待人的情怀、在艰难困苦中坚韧不拔的毅力、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写出来，以报答延安父老对我七年之久的养育之恩。
　　伏案动笔时，丰富的想象一下子踪影皆无，更没有主攻方向。时而提笔，时而落笔，再提笔再落笔，不是丢字错字，就是语句不通，撕掉稿纸，重新再写，反反复复。为了专心写书，关闭电视不再看，也不下楼与人闲谈。时光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好不容易写出几千、几万的文字，隔日再看，不是废话连篇，就是东拉西扯，废掉的稿纸一本接一本，扔掉的铅笔头一把接一把。
　　我很是苦恼，有人跟我说，时代不同了，写啥书啊，过去看书的人，比写书的人多，现在写书的人，比看书的人多。我没有退却，仍坐在桌前继续思绪着写下去。直到2007年初夏，我们牛家沟的知青集体回到延安看望老乡，同学们走后，我留在村里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听他们给我讲述过去村里发生的事情和知青的故事，我才有了清晰的思路，决定命书名为《情感之恩》。
　　从延安回廊坊后，有时上街买菜忽然想起一段好词句，生怕忘记，扭头就回家记在纸上；在家做饭时也想着接下来要写的内容，一旦想起好段落，马上回到桌前记在纸上。有一次，屋里满是浓烟，到厨房一看，原来是我熬绿豆汤的锅煳了好久。有时我从早上不知不觉地写到晚上，从晚上悄无声息地写到天亮，总觉得时间过得快。晚上在枕边放着纸和笔，每每半夜来了灵感，立即拿起手电筒照着笔和纸，把想好的语句记下来。
　　在离家几里处有一所大学，校外有一片寂静的树林，树林中弯曲的小道是个构思的好地方。我时常带着笔和记事本，一边向那里走去，一边哼着陕北歌曲，想象着延安人民那时生活劳作的情景。到了树林里，在小路上来来回回走动，琢磨着下一章的故事。许是我总来的缘故，有一回，我想好了一段书中人物对话，蹲在石头前，掏出笔和纸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下来时，忽然背后有人说话：“你是干什么的？”我站起回身，瞧两个人穿同样的服装，把本子递过去。他们翻看了几页，把本子还给我说：“原来你是写小说的。”
　　后来，我有了电脑，结束了用笔在稿纸上书写的日子。为了加快写作进程，日夜趴在电脑桌前整理书稿。有一次，由于对电脑操作不慎，十来万字的书稿不翼而飞。我只能重新一个字一个字地把书稿打进电脑里，时刻想着摁保存键和注意别轻易摁删除键。为了把握陕北的气候、庄稼种植月份、人物举止言谈连贯、对话自然准确，我又回去几次延安，并把未完成的书稿念给乡亲们听，征求他们的看法。每次回去我都有新的收获，更改书里的一些内容，也感觉到陕北晚上的满天星，确实比廊坊天空中的星星大一些，并写进书里。
　　历时十年，《情感之恩》一书完稿，若有遗憾，那就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不尽理。后来的日子里，我反反复复修改增减字句，检查语言通不通，历史时间准不准确，并把书稿给朋友们阅读，让他们指出毛病。2011年春，我给中国文联出版社打电话说明意向，回话说寄来几章看看。我从三十六章的书稿中抽出七章给中国文联出版社寄去，焦急地等了一个多星期，终于等来电话：“能出版发行，来签合同。”
　　在中国文联出版社签了合同后，我想找个名作家给《情感之恩》一书写序。有人推荐了一个北京作家，我立马与这位北京作家通电话，他说：“序文很难写，是个费神费力的体力活，非得看几遍才能写成……”我仔细听着，但奈何收费太高，只得放弃。 看过我书稿的朋友说：“你这本书有着陕北老烟袋土疙瘩的味道，序还是找个当地作家写为好。北京有些作家根本就不了解陕北农村的情况，有的连‘洋芋蛋蛋’是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让他们写序，字里行间要是露出鸡鸭鱼肉味儿，那就把你辛辛苦苦写的这本书给糟蹋了。”
　　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过了几天，我拨通了延安市文联电话，对方是个青年人，和他说明来电目的后，他也很是高兴，爽快地说：“我们文联有个曹谷溪，他是个大作家、大诗人，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跟你们许多知青都是朋友。你要让他写序，真是找对人了。我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你，你跟他说吧。”挂了电话后，我连忙拨通曹谷溪老师的电话，通话间我连句客套话都没说，直入主话题，向他表明我是在延安县下坪公社插队的北京知青许复强，写了一本陕北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请求您写序。他说：“北京有那么多的名家、大家，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找到我这里来呢？”我借用那个青年人的话说：“您是陕北的大作家、大诗人，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我这部反映陕北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您最有发言权。”
　　在我诚心诚意地恳求下，曹谷溪老师最后说道：“9月3日我去北京参加歌剧《白毛女》上演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到时一定安排见你。”我如约走进北京一家宾馆，敲开了曹谷溪老师的房门。看到他戴副宽边眼镜，神态文雅地端坐在椅子上，像是等了我许久。凭我的直觉，他是一位文化底蕴深厚的学者，也是一个胸怀豁达的老人。我上前跟他握手并自我介绍后，曹谷溪老师说：“坐，把书里的故事梗概和你创作过程给我讲讲。”我听到他这久违的陕北话，感到十分亲切，像见到多年前的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他一边吸烟一边仔细听，还时不时地提问。我用了两个多小时讲完了书里的梗概和自己的创作过程。他起身只说了一句话：“你这本书的序文，我给你写。”说这句话时，他语音不大，语气却很重。
　　中午，曹谷溪老师请我吃饭时说：“我给你这部《情感之恩》的书名，加个副标题‘诱人的长辫子’，就能够吸引读者。”我高兴地答应了。曹谷溪老师回到延安后，我把打印出来的书稿给他寄去。一晃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我开始坐立不安，拿起电话与曹谷溪老师联系，询问序写得怎么样了。接电话的是他的秘书：“快了，曹老师写了五六千字，他给七十多个作家的作品写过序，你这篇序是最长的，现在正忙着修改呢。”
　　没过多久，我收到曹谷溪老师快递寄来的修改过的书稿和序，以及他亲自为《情感之恩——诱人的长辫子》一书设计的封面和书眉，还有一封他亲笔写得热情洋溢的函件。阅读了洋洋洒洒数千字的序和函件，细看了设计精致的封面与书眉，我兴奋的心情与感激的心情交融在一起，久久不能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