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9日，我有幸参加了由宝塔区蟠龙镇党委、政府在京举办的慰问北京知青暨“延安苹果”品鉴会。会上，我见到了从蟠龙来的镇领导和工作人员，清一色的年轻小伙子，说着纯正的普通话，衣冠得体，举止文雅。尽管已离开蟠龙50年，但这些新一代蟠龙人怀揣着深厚的乡情，携带着鲜红欲滴的大苹果来到北京，专程慰问那些已年逾古稀或即将步入七旬的“知识青年”。他们向知青们详细介绍了蟠龙这些年来的巨大变迁，并展望了蟠龙美好的未来。
　　往事，像流淌在黄土地上的延河水，绵延不绝……
　　52年前的12月，就在这几天里，我们前往派出所，把自己的北京市户口迁出，它将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1969年1月7日，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在北京站的第一站台上，伴随着高高扬起的手臂，首趟载有赴延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东方红”号专车缓缓启程。
　　绿皮火车在铁轨上疾驰，历经两天一夜，途经西安、铜川。
　　随后，车轮上缠绕着大铁链的绿色军车车队，宛如一条巨龙，在白雪皑皑的西包公路上蜿蜒前行，从凌晨直至夕阳西下，最终抵达延安。
　　军车继续在山路上颠簸前行，逐渐消失在一条条沟壑之中。
　　这是一片狭长的山川，一条河水贯流其中，河滩旁有一块平地，坐落着一座由黄土坯围成的院子——蟠龙公社。这里曾是著名的“蟠龙战役”的战场，是我们插队的地方。蟠龙公社所在的蟠龙街，位于延安县的北端，距离延安城有100里，是一条南北走向、长度千余米的小街。
　　老乡赶着驴车装上我们八个人的行李，我们跟在车后，离开了公社，沿着一条结冰的河继续朝北走去。小路狭窄，时而位于河的左侧，时而在河的右侧。过了刘坪之后，河床时而宽阔，路两边的山逐渐高耸起来。又渡过了一次河，驴车拐进了一个沟岔，连续拐了三个弯儿后，眼前出现了我们的村子。
　　从北京前往蟠龙插队，我们的“学习任务”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众多京城少年，怀揣着紧跟革命步伐的理想，同时也夹杂着些许无奈与茫然，如同一群大雁，飞向了这片曾经孕育了中国革命的神圣土地。自1969年至1972年，知青们完全沉沉浸在中国社会的最基层，亲身体验了体力劳动的艰辛，忍受了粗茶淡饭的饥饿，目睹了几乎一无所有的贫瘠景象，然而，仅仅过了几年时间，这些“大雁”便陆续离开了这片土地，各自踏上了新的人生旅程。若说在蟠龙的日子并未虚度，那么除了锻炼了体魄、摒弃了娇气之外，更重要的是摒弃了空想，学会了脚踏实地地思考国家与个人的未来。正因如此，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们能够像在黄土地上一样，弯下腰杆，紧握命运的犁杖，挥洒汗水，播种坚韧，耕耘出成熟与收获。
　　在那之后的日子里，我无心欣赏春花秋月的美景，也无暇聆听晨钟暮鼓的悠扬，没有机会回望曾经踏过的黄原厚土。我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前走，而陕北、延安、蟠龙这些生命中曾经的驿站，如同挂在心房一角的一盏昏黄小灯，偶尔闪烁，温暖着那些航程中不再照耀的角落……
　　那些经历过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担着沉甸甸的担子攀登一座又一座山峰时，心脏剧烈跳动；锄地时，手掌磨出了血泡，变得模糊不清；身体扭曲，腰部仿佛要折断般的酸痛；镰刀不慎砍中脚趾，鲜血从鞋子里渗出；黑夜中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生怕跌入沟壑，脸部撞上山壁的恐惧与剧痛；肚子饿得咕咕作响时的无助与无奈……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这些未曾淡忘的场景，奠定了我对劳动的深深敬畏。在任何形式的劳动中，我都从不惜力作假。从底层生活磨砺出来的“草根情结”，使我对从事劳动的人群怀有真挚的情感，更加深切地理解民生的艰辛与困苦。作为知青的经历，也为我积累了别样的“财富”——不畏艰难困苦，一旦看清前方的道路，便坚定地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