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克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边境。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不大了。湘赣苏区在六月以后，也没有这种希望了。在这种情况下，苏区如何坚持？红军如何行动？大家都在思索着。
　　1934年7月23日，中革军委给湘赣省委来电指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电报还明确地讲了撤出湘赣的理由：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敌人正在加紧对湘赣苏区封锁与包围，特别是加强其西边的封锁，企图阻止我们的力量向西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六军团继续在现在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这就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
　　来电还阐述了军委这一决定的目的，指出：红六军团去湖南中部积极行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中央苏区的计划，以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这一行动，还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六军团有生力量，并在创建新的苏区的斗争中，“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西苏区联结的前提”。电报并对红六军团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地域和行动作了具体规定：“六军团由黄坳、上下七地域的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部或其以南，转移到桂东地域。在转移中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则向新化、溆浦向北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电报还就这次行动的组织领导作了规定：“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在这个长电中，中革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没说明。一天，弼时同志对我说，中央红军可能要向西，到湖南方面去。这几句话，对我既有震动又有启示。我早就听说过弼时的一段经历，他在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期间，曾以团中央名义起草了《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并在一次中央紧急会议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以及他们隐瞒共产国际指示的错误。后来，他到中央苏区，我们就认识了，尤其是在1933年6月11日，我们接他到湘赣苏区工作后，对他的印象更加深了。我觉得他不仅对政治问题有深入的见解，而且善于观察战略大势。后来我们在行动中体会到，中央红军也很可能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周恩来后来曾说过，当时组织红军第六、第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博古更直接说明，“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当然，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们立即进行了转移的准备工作。任弼时主持召开了全军政工会议。他亲自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报告，分析了目前形势，传达了任务，指出了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对这次转移部署作了缜密的研究，认为如按军委规定的方向突围，沿途山大路险，不便运动，容易遭到驻宁冈的湘敌第15师堵截和驻永新的第16师、62师的追击，而且会过早地暴露行动意图。因此，确定主力先向南再向西南急进，冲破敌人的战役包围。我们觉得，南面是湘敌和粤敌的接合部，都是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兵力较弱，间隙较大，便于行动，同时也不至于过早暴露战略意图。我们在决定了突围的方向后，积极打草鞋，做干粮，并实施了行军、侦察、警戒的教育。地方行政机关也进行精兵简政，充实部队。对留下的地方武装做了坚持根据地的安排。
　　经过充分准备，8月7日下午三时，全军约9000人，在独立4团的引导下，由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经日夜兼程行军，通过藻林、左安、高坪等地。连续突破敌人四道防线，于11日中午到达了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12日，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兼17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17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18师师长，甘泗淇为18师政委，谭家述为18师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
　　这次向西行动，中革军委指示我们一切都要带走。由于我们主要领导人不大了解西征意图，也没有接受红17师北上的经验，就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上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你走十里路它就掉队一二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机动能力大大削弱，行军不灵便，打仗顾虑多，客观上影响了指挥员寻找机会打仗的决心。特别是到了贵州，山高路窄，崎岖曲折。我们从湘桂黔边进入贵州，带的东西扔得差不多了。就把情况报告了中革军委，但那时是“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他们不仅不吸取教训，当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时搬得比我们还厉害，打仗是被动掩护战，因此吃亏也就更大。这种搬家式的转移，是五次反“围剿”后军事保守主义的继续。完全违反了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原则。
　　我参加军队以来，有三次深切的感受，一次是南昌起义后南下广东，开始带了被服、装备，一路走，一路丢，到东江后，留下不多了。第二次是朱毛红军下井冈山，也带了些辎重行李，虽然不多，但走到闽赣边，也丢得差不多了。第三次是红17师北上，北渡修水后，军委还特令我们焚毁行李，我们执行这个指示。行动更便利了。我认为军委的命令总的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六军团西征，军委却叫我们搬很多东西，我认为是不行的。我最担心的是战斗部队为行李辎重所累而不利于灵活机动行动，打不好仗，不仅辎重行李会丢掉，连战斗部队也会损失。但又感到这是军委指示的，不执行也不好，我深深为此发愁，就同张子意个别谈，他虽然理解我的心情，但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认识不深，也就不了了之。
　　当时大家对中革军委的指令，十分尊重。本来就舍不得丢掉自己的家当，包括公家的、私人的，都想搬走，而军委又恰好指示要“搬家”（后来语），大家就积极执行。我虽有自己的想法，但没有坚持的勇气，不敢提，听之任之。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