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7日，槐柏公社白家咀大队的二十名知青从北京火车站启程，踏上了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2月9日下午抵达白家咀村时，正值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借着春节拜年的机会，我们与村里社员渐渐熟络起来，开启了这段难忘的岁月。
　　春节过后，趁着农闲时节，我们走沟上塬熟悉环境，还去邻村探望同校同学。春耕伊始，生产队将劳力分为两个突击小队：整劳力班由青壮年组成；我们九名知青则与妇女儿童组成半劳力班，由外号“老烧壶”的侯队长带领。
　　我们首先参与“水土保持”工程，在沟坡梯田加固堰坝。搬运石块围边，填土掩埋，最后拍实松土。接着是“撤地”——拍碎犁地后的大土坷垃，平整高低地块。最艰苦的当属肥料运输：一条扁担两只筐，每天要挑着六十多斤肥料往返1.5公里二十余趟。十几天下来，肩膀磨得皮开肉绽，结痂后又再磨破，如此循环往复。
　　春播时节，我们四十多人每天下到沟底，用大镐开垦荒地。这些不在常规耕地之列的地块大小不一，大如打麦场，小似房屋。侯队长带着种子，我们负责刨地、耙平、播种，先后种下苋麻、蓖麻等作物。
　　春播结束后，生产队开始“筑窑”。这项浩大工程需要搬运数千立方土方，从挖地基到夯土墙，每道工序都靠人力完成。我们主要承担担土、和泥、搬砖等活计，还学会了用“持子”夯土的技术。夯土墙时要用松木檩条固定，绑上苇弥子，再分层填土夯实。
　　与我同住的沈浓生（大毛）有个在西安宿村插队的弟弟沈新生（二毛），我们情同手足。农闲时，大毛带我去西安宿村探望二毛。两村隔沟相望，我们受到热情款待，把酒言欢至深夜。次日返程时，大毛提议顺路去贝郊大队访友。见村民们正忙，我们稍作寒暄便告辞了。
　　归途我们选了条新路。时近麦收，暖风裹着麦香扑面而来，道旁桃花灼灼，走得人昏昏欲睡。正午时分，饥渴交加的我们走进一个村庄讨水。敲开一户朝西的院门，开门的是一位面容慈祥的中年大叔。得知我们是知青，他立即将我们迎进院里。
　　窑洞前的八仙桌旁，两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一位面容姣好的中年妇女和两个七八岁的孩子正在用餐。见我们进来，小女孩腼腆地笑着往母亲身边靠了靠。老爷爷听说我们的来意，不由分说让添碗筷：“赶上饭点就是缘分！知青娃娃离家千里来吃苦，这儿就是你们的家！”推辞不过，我们接过黑面馍馍就着莴苣片大快朵颐。大叔见我对院中杏树张望，立即让儿子打下满满一筐。金黄的杏子经井水冲洗，咬下去满口清甜。
　　临别时，大叔执意送我们到村口，反复叮嘱常来走动。五十余年过去了，那家人淳朴的笑靥仍历历在目。老爷爷那句“黄土地上处处是家”的暖心话语，始终在我耳畔回响。这段黄土情缘，让我立志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虽插队时光短暂，延安洛川早已成为我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
　　后来我在胜利油田工作的四十年间，每逢遇见陕西同乡总要畅叙往事。那些共同经历的艰辛与温暖，已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