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的冬夜里，我们的窑洞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在那个文化匮乏的年代，天南海北的闲谈就是最好的娱乐。我们作为老乡眼中见多识广的“文化人”，自然成了村民们最感兴趣的对象。每天晚饭后，社员们便三三两两聚到这里，炕上炕下挤满了人。尤其在严寒的冬季，我们会把火炕烧得暖暖的，窑洞里回荡着陕北话与普通话交织的欢声笑语。大家时常一起唱信天游，我们也教年轻人唱革命歌曲。社员三牛擅长拉板胡，兴致来了就会摇头晃脑地为大家献上一曲。每当这时，寂寞的山村便洋溢着欢乐。
　　记得那年冬天格外寒冷。白天上工时，凛冽的寒风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我们也学着老乡的样子，用草绳扎在腰间，顿时暖和了许多。轮到我做饭那天，老乡说天气太冷，可以烧些玉米秸秆把炕烧热，这样能暖和到天亮。平时我们舍不得专门烧炕，都是用炭火做完饭后，在火上盖一层“蓝碳”（烧过的煤核）保温。那天为了提升窑洞温度，我听从建议抱来一大捆玉米秸秆。我一根根往灶膛里添柴，觉得特别有趣。晒干的玉米秸秆一遇火就腾起熊熊火焰，整个灶膛映得通红。老乡教我架空秸秆让火烧得更旺，看着跃动的火苗，心里格外畅快！坐在炕上的人很快就感受到了温度变化，窑洞渐渐暖和起来。
　　可没过多久，大家都说窑洞里烟气越来越大，劝我别烧了。我正烧得起劲，大声辩解：“我这儿都是火苗，哪有什么烟？是不是你们抽的旱烟味道太重？”那时老乡们都抽自制的卷烟，味道很冲。起初我们不习惯，后来也慢慢适应了。看着他们劳累一天后，互相点着烟卷悠然吐雾的样子，我也渐渐懂得了“饭后一袋烟，胜似活神仙”的意境。随着烟气越来越浓，有人掐灭了烟，我也停止烧火，用“蓝碳”压住火苗。
　　然而窑洞里的烟气不减反增，还飘出一股焦煳味。大家这才警觉起来，开始寻找烟源。突然，一个老乡发现魏建军靠着的被褥后面在冒烟。魏建军起身查看，只见卷起的厚被褥正冒着黑烟。她刚把被褥往后挪，没想到空气一流通，被子后面竟窜出火苗，惊得众人一片慌乱。原来，炕道尽头靠近窗户处，与烟囱相连的位置有个清理口，平时该用石板遮挡，而我们窑洞用的却是木板。火烧得太旺，隔着七八米长的大炕，竟把那块木板引燃了。被褥挡着时只是冒烟，一挪开火苗就蹿得老高。
　　危急时刻，社员苏光明一个箭步冲上前，抱起着火的被褥就往后窑的水缸跑。其他社员也赶紧帮忙，把被褥按进水里。我们的水缸很大，能装九担水，被褥一浸进去火就灭了。我正要帮忙往外拽，苏光明拦住我说：“先别急！”他仔细掐灭棉花上忽明忽暗的火星，解释道：“这些火星遇到空气还会复燃。”看着父母精心准备的新被褥烧出个脸盆大的洞，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时大家才感到后怕——窗外高台上堆满我们打的干柴，与窑洞仅一窗之隔。陕北的木格窗糊着纸，着火点就在窗边。一旦引燃木窗和柴垛，几十号人都会被堵在窑洞里（陕北门窗一体，起火时根本无法逃生）。社员们和我们一起感叹：幸亏当时窑洞人多，苏光明反应快，水缸水是满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事后我们立即整改：把烟道挡板换成石板；将窗前柴垛移到窑洞崖畔；立下规矩不再用柴火烧炕。第二天，我们集体坐在炕上补被褥。当时买不到棉花棉布，只好拆了几件衬衣拼成布块，又从其他褥子里取出棉花填补。由于不会絮棉花，填补处凹凸不平，我们只能用大针粗线硬缝起来。这些“补丁摞补丁”的被褥虽然难看，却让我们倍感自豪——好像没什么困难能难倒我们。社员们直摇头，劝我们去公社申请布票，我们连连拒绝：崖里坪的知青刚经历食物中毒，又闹出火灾，这事说什么也不能声张。
　　就这样，我们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如今我们都已年近古稀。回首那段特殊岁月，年轻懵懂的我们来到延安这片革命圣地，在艰苦生活中，在老区人民的关爱下共同成长。正是这段经历，塑造了我们吃苦耐劳的品格，磨炼了不畏艰险的意志，铸就了坚强勇敢的性格，也让我们结下了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