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会的第一个字是ρ（róu），来自初二物理课本里的浮力公式。母亲是杨家岭中学的物理教师，我的童年几乎是在杨家岭度过的。记忆中的夏夜总是弥漫着青草蒸腾的潮湿气息。两排挺拔的桦树笔直地矗立在巷子两侧，一直延伸到革命旧址门口，像是忠诚的卫兵。母亲的书柜散发着松木香，我常常趴在一旁，看她批改作业时钢笔尖在纸上划出的红色轨迹。
　　油墨的芬芳是我最熟悉的安眠曲。当别的孩子数着星星听着格林童话入睡时，我的梦里尽是宙斯与特斯拉论战，富兰克林在雷雨中放风筝的景象。母亲总把刚编好的习题集放在我胸口，油墨香勾得肚子咕咕叫。“妈，我饿了。”“那你去煮泡面吧，记得拿三个鸡蛋，咱们炒鸡蛋吃。”老挂钟当当敲响时，我正端着煮好的泡面碗穿过客厅。
　　军分区幼儿园的晨号划破黎明的薄雾时，我还在用指甲抠军被上的名字。每晚八点熄灯不允许看书、上厕所的规矩，使我只能呆呆地望着上铺床板出神直到深夜。豆腐块里藏着洗褪色的《资本论》——那是离家前我偷偷从父亲的书架撕下的几十页。月光淌过铁床架，我在月光下默念剩余价值理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通过延长工作日长度来实现的。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日，迫使工人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围墙外的曲柳沙沙作响，保育员说那是风在列队，我却在树影婆娑间看见被囚禁的王尔德。午睡时分，当其他孩子数着绵羊，我的睫毛在阳光下投出细密阴影，脑袋里勾勒着但丁笔下的贝雅特丽齐。
　　又到了每周一次幼儿园回家日子，小朋友们都陆续走了，而我被老师告知：“你妈妈来电话了，让你自己坐公交车回家，记得在村口带一份刘江妈妈的面皮。”每次坐公交车回家时，售票员都会询问道：“就你一个人？”“嗯，我一个人，可以免票。”大家都投来诧异的目光。方方正正的老式公交车，茶色车窗映处的身影，看着像放大版的父亲的墨镜。车子摇摇晃晃地前行，我趴在窗边数着站名：“彩虹桥……人行……市委党校...区委党校……”“阿姨，杨家岭到了！”
　　我跳下公交车，这一刻期待已久，甚至比父亲从外地出差回来带玩具还要兴奋。“小孩又来给你妈妈带饭了？”刘江妈妈麻利地摊着面皮一边喊我：“来，先喝碗玉米豆豆稀饭吧，一周没回来肯定想阿姨的稀饭了。”
　　“阿姨，我给我妈带一块钱瓤皮多放黄瓜、豆芽。”
　　“好好好，放心吧，记着呢，忘不了，来你先把你这半张调面皮吃了。”隔壁卖武汉小笼包的嬢嬢也端着蒸笼走了过来：“来，嬢嬢请你吃包子……”关中扯面的阿姨总会往我碗里多加一勺油泼哨子和几块咸香的排骨。蛋蛋糕房的老板娘也总把当天没卖完的蛋卷塞给我：“拿着，你最爱的蛋卷。”
　　时隔二十余年才恍然明白，让我雀跃的不是免费的食物，而是邻里邻居这些温暖的馈赠，让我在孤身一人的童年总被幸福包围。
　　某天整理旧书时，从母亲的高中物理课本里飘落一片枯叶。褪色的水彩笔迹歪歪扭扭写着“优秀教师”，连教师的“教”字都写错了。我眼角泛出泪花，记忆回到二十七年前的那个深秋，母亲被学校派去陕师大进修，我赌气说不去找她。父亲硬拉着我坐了八小时火车，终于从延安抵达西安，父母在陕师大外的灰瓦墙下散步叙旧，我精力旺盛的一会跑到父母前头，一会蹲在地上和满地的枫叶对话：“你们夏天不是绿油油的长在树上吗？现在怎么枯黄地躺在地上，你冷不冷呀？你也没有爸爸妈妈吗？”此时，一阵风卷走了满地金黄，也带走了我的倔强。“石开，要下雨了，我们快回招待所吧！”远处传来父母的喊声。我随手抓了一把落叶便向父母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
　　母亲进修结束后，也曾多次获得优秀教师的称号。而我随手捡的树叶，却被她珍藏至今。
　　衣襟上飘来和母亲一样的肥皂香，那熟悉的涩味突然让我明白：母亲始终在用她的方式爱着我、守护着我。她一定也在为没能全程参与我的成长而懊悔，为在我需要时未能及时出现而自责。可那时的我，就像个跌跌撞撞学步的孩童，固执地在陌生世界里筑起围墙，却看不见墙外那双为我揪心落泪的眼睛。
　　台灯嗡嗡作响，像极了幼儿园老化的日光灯管。摩挲着泛黄的教案纸，一只蝴蝶从欧姆定律中翩然飞出，翅膀画过的弧线，恰似当年照在军被上的月光。
　　如今带着女儿重回杨家岭，拓宽的马路填平了记忆中的小水沟，母校变成了幼儿园，刘江妈妈的面皮摊及各种记忆中的商铺早已不见踪影。“爸爸，你小时候住的窑洞是和毛主席、周总理爷爷住一样的吗？”女儿的问题将我拉回现实。看着她好奇触摸窑洞墙壁的样子，我突然明白：变的只是砖瓦，父母的爱就像那道穿透时光的月光，永远温柔地照在我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