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06月17日
新时代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的展望
干部队伍教育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回望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为干部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培养了大批理念坚定、能力突出、作风优良的干部，并形成了丰富的干部教育思想，对新时代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这引发专家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宏观的整体性梳理，又有微观具体方面的细致剖析。在诸多方面有力地深化和推动了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不过，下述几方面的研究也存在可以拓展和加强的可能。
第一，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理论渊源有待于深化考察。对于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理论渊源，学界已有不少探讨，从现有的成果来看，马列、斯大林的教育理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给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建构和完善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本理论与实践的参考系。但是，从内容、路径、方针等方面来看，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在革命年代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旨趣，在建设岁月的不同历史时期也存在不同的目标追求。这就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倘若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仅受马列主义以及斯大林这单一源头影响就成功构筑，那干部教育思想理应呈现稳定性和恒常性，但为何会出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加之纵观毛泽东生平不难发现，除了马列与斯大林外，杨昌济、蔡和森、孙俍工、徐特立等人对他的成长同样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尤其在思想教育问题上毛泽东有对他们的观点进行选择性吸收，这可以从诸多历史文献中找到证据。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蔡和森先后致信毛泽东，详细介绍建党的必要性、组织纪律、干部培养、入党条件等内容，毛泽东回信表示赞同。正如学者所言，蔡和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对毛泽东起到启蒙作用，使其在思想上迅速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1929年毛泽东曾写了十条干部教授法，其中包括：启发式、说话要有趣味、干部班要用讨论式，等等。此间的“说话要有趣味”，与其师杨昌济所提出的“故使生徒就学习引起直接之兴味，乃教授之际最宜注意之事也”意思十分接近，而“启发式”更是直接源自杨昌济在《教育学讲义》所言“教授之方式大别为两种：其一惟教师活动，或讲演、或说明，被教育者惟取受动的态度，以收纳知识，通例谓之注入的教式”。显然杨昌济的“注入式”与毛泽东所提的“启发式”概念类似。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是在诸多人物共同作用下生发的，思想的来源也相较现有研究所显示的情况更为复杂。故在讨论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理论渊源时，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更须细化毛泽东的生平经历，具体到某一时间段详加考察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结构究竟受到何人、何种思想的影响，这对厘清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十分重要。
第二，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实践的动态过程有待于关注。思想来自于实践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发展，与毛泽东不同历史阶段的干部教育实践紧密相关。既往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实践研究，侧重于静态的宏观性、结构性描述，即注目于某个阶段，梳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关于干部教育有着怎样的论述，中央政府为此实施了哪些制度规定，设置了哪些机构，有着什么样的效果。但须知，任何思想的形成并非仅凭政权自上而下颁行若干文件，人们单纯地遵行便可达成的，更是与环境变动、人事、政治关系之间相互为用的结果。思想在实践过程中是会被不同因素刺激、牵动的，它的传播轴线肯定是波动的曲线。学者们如果只关注起讫两端，将思想的变迁简单理解为文本规定、机构设置，则会忽视其在发展中的曲折表现，及引发的诸层面互动关系。客观的历史结果往往是由涉及多方面、内容性质不一的多种演进交错汇聚，互相博弈而成，甚至是意料之外历史事件影响下的产物，但这些皆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促使制度回应、变更。譬如，1937年延安革命根据地发生“黄克功案件”，对于这一案件，学界多以从严治党、司法公正等角度展开考察。但从干部教育研究视角来看，黄克功案件却促成中共逐步重视干部恋爱、婚姻、家庭思想的教育。在黄克功被处决后，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向公审大会作题为“民主、法制与共产主义的恋爱观”的重要讲话，提出党员干部要注重政治与生活两个方面的协调。随即毛泽东在“抗大”作了“革命与恋爱”的演讲，强调革命青年恋爱时的“三原则”。“抗大”同样开设有关革命与家庭等相关课程。可见，中共中央在黄克功案后及时调整了干部教育教学部署。因此，将思想放在演进过程中去动态观察，探讨重要事件节点可能引发的时人行为、选择及其互动的结果，思考节点之间行为活动引发的思想趋势变动，对于理解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发展，推动研究的深化将有积极意义。
第三，对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待于加强。强调学科之间交流与渗透，早已成为人文社科研究范式发展的重要趋向。现有毛泽东干部思想研究主要依靠的是党史、革命史的基本理论与框架。然而，仅从这一维度进行考释，很难全面生动展示出其思想的复杂性，还需要突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借鉴多学科的分析方法。这一特征是由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这一重大课题自身复杂性所决定的。由于干部教育涉及不同的干部群体，不同的教学内容，故须运用多学科的分析方法已势在必行。如中共干部教育的对象中很大一部分是少数民族干部，从干部教育到少数民族干部教育，不仅是受教群体更为具体，同时亦是理论指涉的拓展，要求学者们在干部教育研究的基础上融入民族观内容。因此，在关于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必须注意到单一维度的研究所具有的局限性，还应将新的研究方法与党史自身特点有机融合，这对进一步推动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研究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芜湖市委党校。本文系2025年中共芜湖市委党校系统学科课题“以戏为媒”：皖江根据地对戏剧的改造与应用研究（WXK202508）阶段性研究成果〕
第一，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理论渊源有待于深化考察。对于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理论渊源，学界已有不少探讨，从现有的成果来看，马列、斯大林的教育理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给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建构和完善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本理论与实践的参考系。但是，从内容、路径、方针等方面来看，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在革命年代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旨趣，在建设岁月的不同历史时期也存在不同的目标追求。这就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倘若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仅受马列主义以及斯大林这单一源头影响就成功构筑，那干部教育思想理应呈现稳定性和恒常性，但为何会出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加之纵观毛泽东生平不难发现，除了马列与斯大林外，杨昌济、蔡和森、孙俍工、徐特立等人对他的成长同样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尤其在思想教育问题上毛泽东有对他们的观点进行选择性吸收，这可以从诸多历史文献中找到证据。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蔡和森先后致信毛泽东，详细介绍建党的必要性、组织纪律、干部培养、入党条件等内容，毛泽东回信表示赞同。正如学者所言，蔡和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对毛泽东起到启蒙作用，使其在思想上迅速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1929年毛泽东曾写了十条干部教授法，其中包括：启发式、说话要有趣味、干部班要用讨论式，等等。此间的“说话要有趣味”，与其师杨昌济所提出的“故使生徒就学习引起直接之兴味，乃教授之际最宜注意之事也”意思十分接近，而“启发式”更是直接源自杨昌济在《教育学讲义》所言“教授之方式大别为两种：其一惟教师活动，或讲演、或说明，被教育者惟取受动的态度，以收纳知识，通例谓之注入的教式”。显然杨昌济的“注入式”与毛泽东所提的“启发式”概念类似。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是在诸多人物共同作用下生发的，思想的来源也相较现有研究所显示的情况更为复杂。故在讨论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理论渊源时，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更须细化毛泽东的生平经历，具体到某一时间段详加考察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结构究竟受到何人、何种思想的影响，这对厘清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十分重要。
第二，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实践的动态过程有待于关注。思想来自于实践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发展，与毛泽东不同历史阶段的干部教育实践紧密相关。既往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实践研究，侧重于静态的宏观性、结构性描述，即注目于某个阶段，梳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关于干部教育有着怎样的论述，中央政府为此实施了哪些制度规定，设置了哪些机构，有着什么样的效果。但须知，任何思想的形成并非仅凭政权自上而下颁行若干文件，人们单纯地遵行便可达成的，更是与环境变动、人事、政治关系之间相互为用的结果。思想在实践过程中是会被不同因素刺激、牵动的，它的传播轴线肯定是波动的曲线。学者们如果只关注起讫两端，将思想的变迁简单理解为文本规定、机构设置，则会忽视其在发展中的曲折表现，及引发的诸层面互动关系。客观的历史结果往往是由涉及多方面、内容性质不一的多种演进交错汇聚，互相博弈而成，甚至是意料之外历史事件影响下的产物，但这些皆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促使制度回应、变更。譬如，1937年延安革命根据地发生“黄克功案件”，对于这一案件，学界多以从严治党、司法公正等角度展开考察。但从干部教育研究视角来看，黄克功案件却促成中共逐步重视干部恋爱、婚姻、家庭思想的教育。在黄克功被处决后，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向公审大会作题为“民主、法制与共产主义的恋爱观”的重要讲话，提出党员干部要注重政治与生活两个方面的协调。随即毛泽东在“抗大”作了“革命与恋爱”的演讲，强调革命青年恋爱时的“三原则”。“抗大”同样开设有关革命与家庭等相关课程。可见，中共中央在黄克功案后及时调整了干部教育教学部署。因此，将思想放在演进过程中去动态观察，探讨重要事件节点可能引发的时人行为、选择及其互动的结果，思考节点之间行为活动引发的思想趋势变动，对于理解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发展，推动研究的深化将有积极意义。
第三，对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待于加强。强调学科之间交流与渗透，早已成为人文社科研究范式发展的重要趋向。现有毛泽东干部思想研究主要依靠的是党史、革命史的基本理论与框架。然而，仅从这一维度进行考释，很难全面生动展示出其思想的复杂性，还需要突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借鉴多学科的分析方法。这一特征是由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这一重大课题自身复杂性所决定的。由于干部教育涉及不同的干部群体，不同的教学内容，故须运用多学科的分析方法已势在必行。如中共干部教育的对象中很大一部分是少数民族干部，从干部教育到少数民族干部教育，不仅是受教群体更为具体，同时亦是理论指涉的拓展，要求学者们在干部教育研究的基础上融入民族观内容。因此，在关于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必须注意到单一维度的研究所具有的局限性，还应将新的研究方法与党史自身特点有机融合，这对进一步推动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研究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芜湖市委党校。本文系2025年中共芜湖市委党校系统学科课题“以戏为媒”：皖江根据地对戏剧的改造与应用研究（WXK202508）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