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业智
　　张志江《岭上无狼》是一部呈现陕北百年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张志江力图在小说中为陕北历史树碑，为陕北文化造像：一方面通过“狼”意象的贯穿从宏观上建构陕北独特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从地方视野来审视百年陕北历史变迁，展现出陕北在现代史中的重要意义。基于此，《岭上无狼》通过史实性架构和抒情性表达，为我们谱就了一曲陕北历史文化的“史诗”交响曲。
　　“狼”意象：陕北精神的象征符号
　　“狼”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更是彰显陕北精神性格的重要意象。在乡土中国，“狼”是农业生产的天敌，意味着一种恐怖、威胁的异己力量，因此文学作品更多赋予“狼”以凶残、狡黠、邪恶等形象，即使到了当代文学的《白鹿原》中，“狼”仍然延续着这一文学形象。但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狼”却有积极的一面，往往被视为强大、野性、自由的动物，这一积极形象甚至延续到了当代文学的《狼图腾》。陕北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版图，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过渡地带，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造就了陕北独特的地域文化和陕北人独特的精神性格。张志江在小说用“狼”意象来建构陕北人的精神性格，“狼”成为陕北人生命力的象征，“狼王”“狼娃”“狼印”将这种“狼性”一代代地传承下去，成为陕北人抵抗天灾、匪患、人祸，生生不息地生活在陕北大地的重要性格象征。同时，小说突破了传统文学“狼”的负面形象，将“狼”转化为仁义的化身。小说中的“狼”以狼奶哺育着奄奄一息的袁海宽，更将袁继耀叼到了袁家门，让袁家得以延续香火。“狼”的血性和仁义流淌在袁家的家族血脉中，一代代袁家人以感恩之心回馈有恩之人，以仁义之举善待乡里乡亲，以刚毅之躯捍卫着生存之地。恰如陈忠实《白鹿原》以“白鹿”意象写出了关中人的文化精神一样，张志江《岭上无狼》以“狼”意象写出了陕北人的文化精神。
　　地方视野：陕北文化的现代转化
　　《岭上无狼》以陕北民间社会历史变迁、家族命运兴衰、精神性格流变作为一个主线索来展开百年历史的书写，从地方民间上升到了中心位置，而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却置于小说背景。重大历史事件如同一颗颗投入湖水的石子一样，既激荡着民间社会泛起层层波澜，但民间社会也很快平复这一波澜，以民间伦理法则和精神性格稳定着民间社会结构。民间社会有其自身的自为体系，有其独特的文化性格和话语体系，但这些却长期被掩盖在文学叙述底层，只在被中心征用时才偶尔发出一点自己微弱的声音。陕北大地有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和精神性格，需要文学书写来捕捉陕北文化的独特性和民间社会的复杂性。陕北因在革命中的特殊位置曾受到红色文艺广泛关注，但红色的陕北只是陕北文化的一部分，陕北还有很大文化空间值得挖掘。此后，路遥以陕北文化精神作为底色创作出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经典小说，开拓了陕北文学的文化精神空间。但我认为陕北文化还可以进一步挖掘，写出更多代表陕北文化精神的大书。《岭上无狼》作者在陕北文化、陕北性格挖掘上有了进一步突进，大到陕北人仁义、侠义精神的宏观建构，再到陕北民风民俗的系统呈现，小到自然山川的抒情表达，作者并不是从中心理念去审视这些东西，而是以民间化、情感化方式来原生态将其呈现出来，从而提供了一条不同的地方文学书写路径。《岭上无狼》对陕北文化的系统呈现和陕北精神的理性建构，深刻地透视出陕北大地如何在自我文化转型中与中国百年历史的现代转型同频共振，展现出陕北“地方”在现代史中的重要意义。
　　史诗再现：陕北历史的想象方式
　　陕北文学绕不开的一个高峰就是路遥，但路遥应该成为陕北文学创作的一种精神资源或者文学传统，而不一定非得按照路遥小说模式去创作。文学最忌模仿，如果陕北作家照搬路遥小说模式进行创作，永远也攀不过这座高峰。我们应该继承路遥把文学看作“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文学精神和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在此基础上来寻求自己的创作方式，书写出与路遥小说不一样的陕北大地。张志江对文学有着执着而热烈的情感，投入极大精力和坚强意志完成了《岭上无狼》。小说是一曲“史”与“诗”交融的交响曲：如果没有“史”的厚实基础，小说就缺乏了现实根基，成为一种炫耀文学技巧的空泛表达和离奇想象；如果没有“诗”的融入，小说不过是一种史料堆砌，缺乏了审美感悟和想象空间。从准备到写作完成历时六年，张志江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陕北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的田野调查，在“ 史”的准备上下足了功夫，为创作打下坚实的史料基础。这些史料自然流淌在小说叙事之中，陕北的礼仪风俗、方言俚语、奇闻轶事、民歌说书、自然山川信手拈来，穿插于故事叙事之中，以“诗”的方式灵动地表达出来，让小说叙事既有“史”的真实又有了“诗”的想象。《岭上无狼》无疑为陕北文学打开了一条想象陕北历史的方式：扎根陕北大地，用思想去感悟陕北，用情去体会陕北，用美来描绘陕北，最终以史诗交融的方式呈现出陕北独特的精神基因和文化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