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山寨会议第二天，红25军便西移到罗山县殷家冲、何家冲一带，加紧出发前的准备。郑位三、戴季英把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机关人员集合起来，传达了省委指示：鄂东北地方武装西路军补入红25军，两个机关人员作一些精简，除年老体弱的留在地方坚持斗争外，其余人员编入红25军，随红25军一起行动。郑位三还专门把我和程坦叫到一起，说，道委机关留下的人员全部编入红25军政治部，省委办事机关与军部机关合为一体。他让我们做好留下人员的工作，到何家冲后抓紧时间准备，并特别嘱咐我，一定要把刻字、油印等物品带上。
　　到何家冲后，红25军立即整编部队，撤销了师一级建制，军直辖第223团、224团、225团和手枪团；军部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军医院及直属分队等，全军共3000余人。准备工作的另一项内容，是进行政治动员，讲解斗争形势，让大家做好“打远游击”和“创建新苏区”的心理准备。同时做好行军物资的筹备，减少不必要的辎重挑担，实行轻装，每人准备两天干粮、两双草鞋。
　　各项工作进行得很匆忙。特别是一些伤病员，他们都不愿留下，到处找各级领导，争着吵着要随部队走。我和一些老同志都还记得，红25军出发时，统计是2980人。实际许多伤病员都跟着走了，而且还有一些女同志，更是闹着要跟部队走，最后有7名女护士参加了转移。所以说，实际人数应该是3000挂零。
　　我和程坦等人被编入红25军政治部机关。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找我和郭述申分别谈了话，他对我说：“你是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来的，你就担任组织科科长吧。郭述申当宣传科科长，他是皖西北道委书记、红28军政委，在反右倾中受到批判，被下放到团里当政治处主任去了，过几天才能回来。”谈话后我们就立即行动。我不理解的是，对我的这次任命，戴季英后来一直没有公开宣布过。数十年后，编写红25军战史，郭述申回忆起了这一情况，说：“戴季英同志和我谈过当宣传科科长的事，也谈了让华清同志当组织科科长。”戴季英对采访的编写人员也回忆起了这件事，并说当时是这样定的。
　　军政治部人不多，但有一个宣传队，队长是程启文。程启文性格开朗，爱说爱唱。1992年，他从湖南来北京，饭桌上，我们回忆起红25军经历，他开玩笑说：“那时你是组织程启文科长，我是小宣传员，现在你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了，我还是个老兵，难为你还没忘记我，没忘记我们的战斗友谊。”他还讲了长征时差一点被当反革命抓起来的事情，说：“真要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否则我就被抓到保卫局去了。”说着，还拿出一份材料让我看，上面写了当时的经过。那是长征刚过铁路时发生的事情。出发前，军政治部机关的思想动员很简单，只讲要“打远游击”，不提也不敢提要离开苏区去创建新的根据地，怕有些年轻战士不愿离开家乡，闹思想情绪。但大家还是若明若暗地知道了，都是青年人，到了一起难免议论。当时以为说完就完了，谁知到了平汉铁路，戴季英把我叫去，说政治部管发文件的袁克福向他报告，陈鹤桥、程启文几个人在一起说怪话，要逃跑投敌，让我带人去把他们抓起来送保卫局。我当即说，不能抓，这几个人我了解，我常和他们在一起，我相信他们是不会逃跑的。我又讲，现在就要转移了，抓人会影响大家情绪。戴季英想了想说，那你要负责帮助他们。就这样，避免了一次错误抓人。对戴季英，红25军的老同志都了解，这个人思想比较“左”，办什么事爱搞点神秘性，鄂豫皖“肃反”时就错抓过人。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