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前的今天，就是在这孔窑洞中召开了决定中国抗战命运的洛川会议。”8月22日，在洛川会议纪念馆内，讲解员陈晓云正为游客娓娓道来，“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华北大地笼罩在战争阴云中，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彼时的洛川塬上，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22位中共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相继走进冯家村，一场极其重要的会议正在秘密进行。在民族危亡时刻，冯建勋老先生用于教书育人的两孔窑洞，成为承载历史抉择的容器。
　　“选择洛川，绝非偶然，而是党中央基于当时严峻形势和战略需求的审慎决策。”陈晓云分析道。1937年8月，驻守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的红军主力，准备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开赴抗日前线，但在统一战线中如何保持党的独立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时，中共中央急需一个靠近前线、便于指挥，同时又相对安全、隐蔽的地点召开重要会议，研究确定红军奔赴抗战前线后的战略方针，以及如何发动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在洛川会议史实馆展出的“参会代表赴冯家村路线图”上可以清晰看到，这个距洛川县城10千米的村落，恰处于延安与西安的战略走廊中心点。“洛川地处陕北与关中的咽喉要道，北距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约120千米，南距红军主力集结地云阳镇约150千米，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的路径也相对便捷。”陈晓云指着地图上的洛川，“洛川位于国共控制区交界处，更便于中央领导人与前线将领迅速参会往返。”
　　冯建勋之孙冯联社在接受采访时感慨地说：“爷爷常说，虽然我们身处白区，但也受红区土地革命的影响，村里的青壮年觉得生活有了奔头，很多都参加了八路军。”这一转变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保障，为洛川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红军后方司令部参谋长、负责会议选址的萧劲光在1961年的亲笔证明中说：“校舍窑洞具备天然隐蔽性。”冯家村距离界子河红区仅10公里，而且村子周围环绕着围墙和城门，村内户户相连、巷巷相通，既便于人员之间的联络，又能在紧急时刻实现快速隐蔽和疏散。这种复杂的地形为会议提供了天然的屏障，为红军在遭遇突发状况时提供了绝佳的撤离路线，让敌人难以追踪。
　　独特的砖窑结构更构成天然防御体系，夯土围墙合抱成院，仅设单门出入，院中古槐虬枝如天然掩体，窑背制高点可俯瞰全村。根据冯建勋老先生生前描述，会议期间“院子周围、窑背上都站有岗哨，天下着雨，岗哨还打着伞”，严密的警戒印证了会议的特殊性。
　　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战方针。“后来我们发现，选址决策本身即暗合游击战精髓——既有窑洞提供的隐蔽性，又依托公路保持机动的能力，更凭借复杂地形形成防御纵深。”洛川会议纪念馆馆长刘云峰表示。
　　会议结束仅月余，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取得首胜；1937年10月，769团夜袭阳明堡机场，摧毁敌机24架；次年3月，129师在神头岭设伏歼敌1500余人……刘云峰指着一份泛黄的战斗统计说：“至1945年，八路军在敌后创建了拥有7000万人口的数十块根据地，其间进行了10余万次大小规模的战斗，抗击了侵华日军半数以上的兵力，歼灭日伪军125万多人，人民军队从最初的4.6万人增加到100多万，民兵从无到有，发展到200多万，编织了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转变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这正是洛川会议战略构想的实战成果。”
　　“选择洛川”是成功的。会议在相对平静和安全的环境中圆满举行，为后续红军顺利改编出师、实施战略展开争取了宝贵时间。如今，冯家村的窑洞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模样，当年中央领导人走过的崎岖山路，已成为平坦的旅游公路；那棵曾拴过参会代表战马的老槐树，现已是红色记忆的象征；那复原的开会场景中，摆放着的桌椅板凳依旧在默默诉说着当年革命先辈们为抗战大计热烈商讨的画面。
　　当晨曦漫过洛川塬，冯家村窑洞的木格窗棂再次投下斑驳光影。88年前，22位代表，在简陋的窑洞里，在摇曳的油灯下，作出了影响中国命运的战略抉择。88年后，窑洞出口处，与会者踏过的青砖已磨出凹痕，千万双脚步在此追寻革命先辈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