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七大首次系统提出“三大优良作风”，其中“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既是对党领导人民革命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和理论升华，也是党自我革命的实践形态和根本目的。七大通过对党的性质的明确界定、对脱离群众倾向的制度性纠偏、对未来执政风险的前瞻性防范，彰显了党以自我革命精神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鲜明品格。
　　一、性质认知的革命性飞跃：以群众立场巩固党的政治本质
　　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一论述从党的本质属性出发，将“密切联系群众”确立为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为防范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特权思想等倾向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明确提出党的宗旨，从本源上明晰“党来自群众、为了群众”的政治逻辑，推动党的性质认知实现了从“革命先锋队”到“人民利益忠实代表”的深化。
　　七大党章以制度形式固化了这一认知飞跃。党章规定：“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使“密切联系群众”从工作方法升华为党员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从组织层面确立了“群众利益至上”的准则。这一制度设计的本质，在于通过明确“党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政治底线，防范任何可能割裂党与群众关系的思想及行为，体现了党主动约束自身、净化政治灵魂的自我革命精神。
　　七大对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系统阐述，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群众工作经验的集大成总结，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理论达到新高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政党多为少数精英的政治工具，而七大将“人民性”确立为党的根本属性，实现了对传统政党政治局限性的历史性突破，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认知的重大发展。
　  二、作风痼疾的制度性纠偏：以实践革新消解脱离群众的危险
　　1941年启动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七大前党开展的一次深刻自我革命，核心任务之一便是反对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党内关系上是应该消灭的，在党外关系上也是应该消灭的。这一论断既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等级思想与官僚做派，又打破了所谓“革命精英”与“普通群众”的隔阂，强调革命队伍中人人平等的本质要求。1943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将“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利益”作为奖励标准，将“脱离群众，作风恶劣”列为惩戒条款，将干部作风评判权部分赋予群众，实现了自上而下整风与自下而上监督的革命性结合，成为党以制度创新推进自我革命的生动实践。
　　七大前后，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在根据地建设中转化为三大制度突破：政治领域，针对部分干部“包办代替”的官僚化倾向，建立“三三制”政权，吸纳各阶层群众代表参与治理，打破党员干部“包办一切”的惯性；经济领域，结合抗战时期统战需要推行“减租减息”政策，通过利益再分配回应农民土地诉求，既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避免了社会分裂；文化领域，针对文艺创作脱离群众的问题，倡导“群众路线”创作方法，开展群众文艺创作及社会改造，以秧歌、戏剧、快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抗日思想，开展革命活动。这些实践绝非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推动“自我革命”从理论层面走向制度化实践，为群众路线提供了可操作的治理范式。正如毛泽东所言，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这实则是将群众满意度，确立为党自我革命的检验标准与修正自身行为的根本准绳。
　　党的自我革命绝非抽象的政治宣言，而是通过刀刃向内的制度革新，持续破解革命与执政实践中的具体矛盾。七大前后，党以延安整风与根据地实践创新相结合的方式，直面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作风顽疾，从根本上纠正了危及党群关系的作风问题。
　　三、未来执政风险的前瞻性防范：以历史自觉筑牢长期执政的群众根基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已敏锐洞察到：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后，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并非外部敌人的进攻，而是内部脱离群众的倾向。随着党的地位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党内可能滋生骄傲情绪，不求进步。掌握政权资源后，亦可能出现贪图享乐、以权谋私、腐化变质等不良现象，严重侵蚀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正是基于这种清醒认知，七大从“生死存亡”高度强调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就告诫全党，无论地位如何变化，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永远不能丢，一旦脱离群众，就会丧失政权性质和力量根基。
　　七大党章通过制度性安排将自我革命要求具体化：要求党员积极参与人民群众革命运动，“实际执行党的政策和党的组织的决议，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这既规定党员需建立常态化群众联系机制，又要求其同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作斗争，形成自我纠错的常态化。这种“联系群众”与“自我净化”相结合的自我革命制度设计，使自我革命既有群众监督的外在约束，又有主动斗争的内在要求，构建起执政条件下党持续进行自我革命的体制机制。
　　综上所述，党的七大提出并确立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本质上是党对“执政后可能脱离群众”这一根本性风险的主动防范，其独特历史价值不仅在于系统总结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实践经验，更以高度的历史自觉预见党即将面临的执政考验，这种历史自觉本质上就是自我革命精神的体现。密切联系群众更深刻蕴含着自我革命核心密码：通过对自身性质的革命性界定，深刻回答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通过对脱离群众倾向的制度性防范，构建了动态纠错的实践机制；通过对未来执政风险的前瞻性应对，筑牢了党长期执政的群众根基。从党的历史实践来看，这一机制不仅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供了制度支撑，更以其跨越时空的真理力量，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历史镜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的政治智慧。
　　（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