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学是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方式，也是凝聚着中国传统智慧的“老祖宗遗留的宝库”，对中医药学及其思想进行研究、创新、推广与运用有利于实现“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从而拥有“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保障人民健康。但在“西方化=现代化”的推波助澜下，“西医优于中医”的价值取向导致当今中医发展的失落，表现为中医思想在西医话语秩序下的失语与无序。乡村与中医面临着同源冲击，在西方“城市优于乡村”导向的传播下，作为中国文明母体的乡村及其主体农民遭受到现代性解构。“同病相怜”中，乡村成为实践与发展中医思想的重要阵地，正如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员邱亚洪所讲：“中医药文化既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又是医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一、中西医的契合交变
　　中医自西医传入中国以来，便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西学东渐之际，严复将中医药归入九流学说而言：“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梁启超从对“阴阳五行”批判而将中医贬为“愚儒欲取凡百事物皆纳入五行”而“惑世诬民”的“术士邪说”，“彼死于无医，与死于医者，其数之多，巧历不能算也。”将中医全盘否定为不若无医的瞎乱作为。中医被西医驱逐之盛乃1929年余云岫等人提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的去中医化思想，导致全国范围内中医药事业及其思想传承遭受停滞。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相当进展，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中医思想也随之逐步发展。1954年，党内中医思潮指出：“对待中医的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四万万七千农民及一部分城市居民的疾病医疗问题。”为中医逐步从西医话语的全盘否定中突围而出而存在发展提供合理性，中医为全体人民提供疾病医疗的功能逐步得到了合理重视。早在1913年，我国中西医契合思潮便早已萌芽，“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精确把握住中医以“微妙”的模糊性为表的“虚”之失与求气而归“本”之长，以及西医以“实验”的确定性为表的专求“质”之长与气离而其“本”之常失，指明了中医看似模糊的精确性与西医看似精确的模糊性及其相互的辩证关系。这一思潮在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运用与发展。井冈山时期，在医药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党内中西医契合思潮指出：“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在西医驱逐中医的艰苦年代对中医“生生”本分之权变运用促进了我党军队的健康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医的“宗派作风”，党内出于对中华文明的主动防卫而指出：“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心理在作怪。”再者，将中医宝库长期“没有具体行动”归结为“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这些观点皆为我国中西医契合健康发展厘清思想导向。
　　新时代以来，党内中西医契合发展思维进一步指出：“要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党内的多次讲话也生动形象化用了中医思想，如指出政法系统“是营血卫气、祛邪扶正、保证社会肌体健康的重要力量”，为立足于“人民防治疾病”与“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中医药遗产实现中西医契合发展提供契机。
　　二、中医思想的价值在中国乡村得以实现
　　中医思想以“生生”为己任，“天地之大德曰生。”效法天地大德保全生命乃中医之德，张仲景认为医的功能乃“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身。”无论患者财富地位而“生生”。“生生”方法的思维基础乃天人合一观。人之生以天地之气及其时间规律为源，“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由此人体之脏腑、肢节与天地之气相通，“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因此，人随顺自然的自组织系统而自我调节则得以长寿。人需合乎天地阴阳，因生死源于阴阳之结合与离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阴阳贵在平，“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故人之调生不离“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中医思想又从天人一体的治末作用中升华为指导人的发展与治国理政的智慧，孙思邈指出：“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党内中医思潮曾肯定了这一说法并指出这“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
　　乡村自古以来便凝聚着中医智慧。乡村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农民在贴近自然中耕作与休闲，身形体在劳作中因气机流动而健康，心神灵在与自然的对话中得到净化，长期贴近自然的劳休带来的“形与神俱”即“生生”。为收获高产量的健康产品，农民必须合乎天时与和于术数而耕收，而当今城市中虽有凭借技术而得以收成的高产或逆季产品，但从长期来看其健康性仍未得到验证，农民休闲中的健康食品则源于脚踏实地的自耕自足，其饮食顺应自然气节时令，根据食品与脏腑的匹配关系调和气机，令人气与天气、地气相通而康健。农民贴近自然休劳一体的生存方式是阴阳相合的调生，城市人在聚焦于生产交换价值的资本逻辑支配下选择了服从于城市管理下相对较高的地位与收入，“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在少休过劳的阴阳失调中绵延了城市病，增加了猝死的可能性。城市工业污染所引发的气候变化又使城市人不得不局限于室内避暑并受工业制冷产品支配而多病，过劳与污染又使其不能与不愿在贴近自然中强身健体，陷入体质下降的恶性循环，农民贴近自然的耕休一体的生存方式正弥补了城市的缺陷，乡村也成为了城市人健康治末的取经、实践之地。
　　乡村的生态美又化为精神美，农民在贴近自然的耕休一体中又产生符合中医思想的农耕文化，使乡村的信仰、习俗、文学等文化成为平易近人的民间智慧，既凝聚了合乎自然规律的农耕知识，又属于、利于近乎全体人民，它是超越工业文明以客体化的机械论污染自然、破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智慧，又不局限于精英集团的垄断，人人可以凭借其中的中医思想在日常生活中养生治末，农民将其作为礼乐场所的教化内容，促进村民精神生活富裕，推动保护自然与邻里团结的乡风文明，也为城市人化解逐利背景下人与人关系的冷漠提供了妙方。
 　 三、余论
　　中医思想在当下仍面临不少困境，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郭良婧将主要困境归为“中医现代化=中医西医化=中医科学化”，虽然中医的现代化发展需要西医的科学思维作为辅助，但并不意味着中医是西医与科学主义的附庸。广东医学院王鹏伟老师指出中医思维超越了近现代自然科学中数理实验科学的机械还原论。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中医药学生呈现出死背得到科学验证与符合逻辑推演的模型理论，而不懂瞬息万变的临床诊断的知行分离弊端，也呈现出无法根据个体病症下药认死方的偏差。党内中医药学思潮指出中医的优势是“副作用小，疗效好，中草药价格相对便宜”，但随着西方资本逻辑对中医药事业的不当入侵，中医也逐步沦为少数不法之士背离“生生”本分的牟利工具。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发展一如中医，在西方“现代化=城市化”的推波助澜下，长期以来乡村成为了城市发展的牺牲品，乡村人文的发展也遭受到西方科学主义与增长主义在不同程度上的冲击。因此，在新时代里实现中医与乡村的再会师对实现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意义重大。（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