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子畔，到底是远咧。
　　这远，不光是路远。村子就像被老天爷随手撂在世外的一个旧梦，蜷缩在黄土高原的褶皱纹里，离周围的庙沟、长官庙，还有甘肃的元城，都隔着三十里开外的土路。
　　天晴一身土，下雨两腿泥，就连川道上那条宽展些的路，拖拉机一过，黄尘扬起半里长，把整个村子都罩住了，像蒙了件洗不净的土布衫子。可那会儿，谁嫌过她呢？我们就是在这土里生、土里滚、土里爬大的。
　　在村小刚念到三年级，我就停学回家拦羊了。那个年代还没有封山禁牧。羊踩出的小路像一根根细线在坡洼上扭曲、在山梁上延伸。我土黄色的童年日子就在这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起落。
　　每只羊都像揣着不安分的心眼，羊群最多的时候有一百零四只。领头的那只跑得最快，也最壮。只要它一馋，就会偷偷领上几只溜进人家的庄稼地，埋头就啃。骂声就会像炸雷一样撵过来，我羞臊得满脸通红，手忙脚乱地把它们撵回来，狠狠训斥几声。望着被羊啃过的麦苗，心里愧得慌。在这靠天吃饭的地方，庄稼能长出苗来多不容易！
　　其实拦羊这活儿，最要紧的就是看住它们不祸害庄稼，顺带拾些柴火。我常常像把梳子似的，把山梁、崖畔上每一丛枯蒿、每一根干树枝都搜罗起来，用麻绳捆好。日落时分，背着干柴，赶着吃饱的羊群，哼着信天游，高高兴兴地往家走。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硷畔上的柴火慢慢堆成了小山。那是灶火里不熄的火，是娘眉头间化开的暖意，也是一家人热炕头上的安稳。
　　要说苦，还是农忙。站在地头看，金黄的麦浪真是喜煞人。可一猫下腰，毒日头就把脊背烙得生疼。最熬煎的是“背背子”——把捆好的麦个子背到场上。大人背上像驮了一座山，我人小还逞能，常被压得趴在地上，汗珠子砸进土里，倏忽之间就不见踪影了。混着汗水，麦芒扎进脖子，又刺又痒。可那新麦的香气，带着一股子土腥气，一个劲儿往鼻子里钻，成了这辈子都忘不掉的味儿。
　　扬场那是老把式的手艺。一木锨扬出去，麦粒是麦粒，麦稃是麦稃，在半空划出一道金黄金黄的弧，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这些娃娃帮不上大忙，就抢着用连枷打麦，两个人对面站着，你起我落，有时候失手打在对方身上或碰在自己头上，哭笑声就撞在一块儿，飘得老远。
　　送粪犁地（我们那把犁地叫揭地），那才叫个愁。开春前，得把沤了一冬的畜粪挖出来，拾掇好，装在粗布大口袋里，用牲口驮到地里。犁地的时候也是由壮实的牛或者骡子拉着木犁（我们那叫耩），在老把式长长的吆喝声里，翻开沉睡了一冬的黄土，那股子清新浓重的泥土腥气扑面而来，洇漫在山野间。
　　最不情愿的还有每天牵驴驮水，铡草喂牲口，帮着大人用石磨磨面……日子就在这些沉甸甸的活计里，一格一格，慢慢地往前挪。
　　我最爱做的营生是种树。那时我还小，每天天不亮就扛起镢头，揣上树籽出了门，一直种到母亲三番五次喊我回去吃早饭，吃罢又要赶着羊上山。两年多工夫，我家院子下面的沟道里，已是密密匝匝、绿格茵茵的一片了。种树虽然也苦，但那份为家里添点绿的念想，至今想来，还让我佩服自己当年的倔劲儿。
　　我们住的是祖上和父辈挖的土窑洞。记忆中，在不到一里的范围内搬了两次家。土窑洞冬暖夏凉，就是暗得很。晚上点煤油灯，油烟把鼻孔都熏得黢黑。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大人们晚上围着那盏灯，给娃娃们讲“毛野人吃人”的故事，现在想起来，心里还一紧一紧的。
　　土炕连着灶火，做饭的烟火顺道儿就把炕烧热了。窗棂上贴的红窗花，映着窗台上晾的辣子串和玉米棒，算是窑洞里最亮堂、最暖心的颜色了。
　　吃的饭也简单，有时甚至粗糙。在我有印象的七十年代末，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父母晌午干完活，回家路上顺手还得挖些野菜，等着下锅，后来能吃上黄米干饭、荞面饸饹、剁荞面就算好光景了。冬天全靠窖里的洋芋白菜和那一缸酸菜。油是金贵的，肉只有逢年过节才见点儿荤腥。
　　最忘不了的是秋天偷邻家玉米，几个半大小子钻进山坳里，用柴草胡乱烧了吃，那半生不熟的玉米粒磕在牙上，香得呀忘乎所以，觉得那就是世上最好的味道。如今那家的骂声早就随风散了，只剩那焦糊喷香的滋味，还死死地焊在记忆里头，抠都抠不掉。
　　七八十年代，最开心也最期盼的就是过年。那时的年啊，来得特别慢，特别慢。穿新衣裳、放鞭炮，是最快乐的两件事。特别是穿上新衣裳的那股子美劲儿，见个人就想往跟前凑，想让人家都瞧瞧。换新衣裳也寓意着辞旧迎新，盼着来年的光景能更好些。鞭炮都舍不得整串放，拆开来一个一个地点，生怕一下子放完就没了。那份放鞭炮的乐趣，至今想起来，嘴角都还忍不住往上翘。
　　说起“蛮子畔”这名字（又叫蔓子畔），老辈人说，早先这地方太偏，来过外边人说的“蛮子”。兴许不是真蛮，就是口音不同、习惯不同的外乡人。后来他们走了，我们胡姓人就在这道畔上扎了根、落了脚，开荒种地，慢慢成了村子。有了前头那段古经，这地方就叫成了“蛮子畔”。这名字带着点儿戏谑，也带着咱扎根在这儿的韧劲儿。就像黄土里埋着的一块老砖，默默诉说着古时候民族交融的往事。
　　人生的岔路口，停在一九八三年那个夏天。在新疆当兵的五爸回来了，穿着挺括的军装，像棵白杨树一样站在院里。见我攥着羊铲、满身是土，他眉头拧成了疙瘩。他没说我啥，却把父亲叫到屋里说了半晌，每句话都像土疙瘩，砸在父亲背上：“你扛一辈子镢头，还要让娃娃也走你的老路么？”
　　临走时，他顺路去了庙沟初级中学，给我报上了小学四年级，还把学费交了。往后那几年，五爸经常给我汇学费。就这么着，我又回到了课堂，羊铲变成了钢笔。
　　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延安师范。临走那天，我站在上崾岘口回头看，蛮子畔正卧在秋阳里打盹，东西二涧的炊烟慢悠悠地升着，就像父母在远处唤我。
　　转眼间，快四十年了… …
　　如今的蛮子畔早不是从前那光景了。曾经的“黄”是薄凉，如今的“绿”是新衣裳。羊肠小道变成了光溜溜的柏油路，煤油灯早就成了老古话，电灯把窑洞照得亮堂堂的。可是父母和兄弟姊妹都进了城，村子空落落的，老房塌了腰，前后庄只剩下十来个人，还守着几架山。她变好了，也变得冷清了。
　　蛮子畔，不单是个地名。她装着老辈人迁徙落脚的身影，留着生产队挣工分的记忆，画着胡姓人家在这里开枝散叶的根脉，也映衬着中国乡村在时代洪流里的变迁与阵痛。
　　我的蛮子畔啊，到底是留在身后了。那是我来时的路，一个铺满黄土与柴草、响着羊群咩咩叫与风箱的呼啦、飘着新犁开的粪土香和大人训骂、混着烧玉米焦香与新麦气息的地方。她蛮荒、偏僻，她差一点点就圈住我一辈子。可也是她，用那贫瘠却硬朗的胸膛磨硬了我的筋骨，又轻轻地、稳稳地把我推向了山外头… …
　　蛮子畔啊，我永远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