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转战陕北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灵活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论，遵循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取得了转战陕北的伟大胜利。
　  一、“撤离延安”决策体现了实事求是
　　解放战争时期，延安不是一座普通的城镇，它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享誉世界的红色圣地，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延安的得失事关重大。1947年，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坐镇，部署进攻延安的方案。
　　毛泽东对延安当时的形势经过客观分析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最终决定主动撤离延安，留下一座空城。据统计，国民党军队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共34个旅25万人，正面攻击延安的部队就有8万多人，同时蒋介石还把国民党空军力量的五分之三，即100架飞机都集中在了西安。然而，在陕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只有第一纵队下辖的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及新编第四旅和教导旅等4个野战旅共1.7万人。之后，又从晋绥地区紧急调了第二纵队两个旅（第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总兵力变为6个旅共2.7万人。此时，我人数是敌十分之一，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又处于绝对劣势，根本没法和敌人相比。因此，如果不放弃延安，死守延安，必将给陕北根据地的军队和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对于蒋介石进攻延安的阴谋，毛泽东早已觉察，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与西北野战兵团领导研究撤离延安后的作战部署时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时握着拳头，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展，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所以，撤离延安并不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临危时的盲目决定，而是客观分析形势，正确认识延安的战略地位，进行了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作出的英明决策，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哲学思想。
　  二、“游击战加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体现了实事求是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陕北黄土高原的地理环境情况出发，充分利用陕甘宁边区地域之广袤、地形之险要的环境优势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充分发挥人民解放军善于荫蔽、转移迅速、适合打运动战的长处，采用游击战的战术，先后取得了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蟠龙战役“三战三捷”。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准确来说是转战于延安的北部和榆林的中南部地区。这些地区，位于中国黄土高原的中心部位，地广人稀，沟壑纵横，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然而，这种地形，对于西北野战军来说却非常有利，他们“小米加步枪”的运动战在陕北变得更加灵活主动。与此相反，这样的地形特点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又是非常不利的。长期以来，他们都是以攻城略地为主要目标，习惯了舒适优越的作战条件，短期内无法适应陕北干旱缺水、条件恶劣的环境。加上陕北当年落后的交通条件，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展开拳脚，许多重型武器完全派不上用场。所以，毛泽东曾预言，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后来战争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
　　在彭德怀、习仲勋的指挥下，西北野战兵团于撤离延安后的45天内，青化砭首战告捷，羊马河战役获全胜，蟠龙攻坚大捷，共歼敌1.4万余人，很快稳定了陕北战局。这是人民解放军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从陕北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陕北的地理环境优势，实事求是，灵活运用“游击战加运动战”战术的结果。
　　三、党中央及领导人的安全保障工作依靠人民群众
　　转战陕北开始不久，为了领导人安全起见，他们都用了化名：毛泽东化名为“李德胜”，意思是“离开延安，可以得到延安，死守延安，就会失去延安”，离开就会得胜，“离得胜”谐音“李德胜”；周恩来取名“胡必成”，寓意革命必须成功，因为周恩来曾经被称为美髯公，转战陕北时周恩来留着胡子，所以化名“胡必成”；任弼时取名“史林”，是司令的谐音；陆定一化名“郑位”，是政委的谐音，中央机关也先后改用不同的番号。根据毛泽东当年的警卫排长阎长林回忆，当时老百姓虽然不知道这支队伍是中央机关，但都认为这不是一支普通队伍，并总结出这支部队的“六多”特点：背盒子枪的多、骑马的多、电线多、妇女多（电台报务员）、手电多、驮骡多。由此可见，老百姓心里是透亮的，但没有一个人向战士们打听。毛泽东等人在榆林的靖边县王家湾村（今属安塞）停留了56天，在小河村停留了46天，直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离开陕北。这一路下来，虽然有几次比较危险，但最后都是有惊无险。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无法准确知道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位置。人心向背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也是克敌制胜的法宝。用毛泽东的话讲，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四、部队的后勤供应工作依靠人民群众
　　在毛泽东转战陕北的1年零5天里，经常会遇到三难：一是行军难，二是吃饭难，三是住宿难。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历次战争中，陕北地方党组织积极活动，动员百姓筹措粮草，赶制军鞋、军服等物资送到前线，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洗护组、侦察组等各类支前队伍，为主力部队提供了高效的后勤服务。转战陕北时期，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曾经提到，据1947年3月至1948年2月的不完全统计，全边区参加抬担架、当向导、后勤运输、看押俘虏、修筑工事的民兵民工达218.2万人次，支援牲畜147.8万头，做军鞋92.8万双，筹送粮食120万石，柴草1.2亿斤，动员4.2万青年参了军。中共中央离开延安时，将有用的东西如桌椅、厨房用具等全部都埋起来了，老百姓也把牲畜、粮食等转移到了延安以外的亲戚朋友处，可以说什么东西都没给国民党留下。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首战争年代广为传唱的民谣，在陕北人民身上也得到了生动体现。转战陕北期间的每一场战争，从人力、物力、财力各个方面都得到陕北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他们与党中央和西北人民解放军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为陕北自卫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单位：延安职业技术学院）